「在那個年代,男女同志公開地生活很不容易。奈莉和訥亭他們做到了,他們活得很好。」
在德國納粹的集中營裡,奈莉.穆塞福斯(Nelly Mousset-Vos)遇見了此生摯愛。
1944年的聖誕夜,集中營的女囚們聚在溫暖的爐火旁慶祝聖誕節,奈莉與一眾法國女囚唱起了聖誕頌歌。黑暗中,一個聲音喊道:「唱《蝴蝶夫人》的歌吧!」善唱歌劇的奈莉應觀眾要求,唱起〈美好的一天〉。唱罷,奈莉感覺自己的臉頰被親了兩下,定睛一看,一個宛如蝴蝶夫人的東方美人就站在她面前。
「她有著黑髮、鳳眼、象牙白的皮膚,她叫訥亭。」奈莉在日記寫下她和愛人初遇的情景。普契尼的歌劇名作《蝴蝶夫人》,說的是美國軍官與日本藝妓之間跨越族裔的愛情故事;只是,劇作最終以軍官另娶他人、藝妓自殺作結,而奈莉與她的「蝴蝶夫人」卻得以廝守終生。
奈莉和黃訥亭(Nadine Hwang)的愛情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1933年至1945年間,納粹政權在德國境內和佔領區建立了數以千計的集中營,關押政權認定的敵人──起先是反對納粹政權的異議者,到了戰時則涵蓋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羅姆人、政治犯、同性戀、身心障礙人士、特定宗教信仰者、窮人等等──全都被關押進集中營裡,經歷毆打虐待、強迫勞動、人體實驗乃至殘酷的處決。
二戰尾聲,瑞典紅十字會及丹麥政府展開白色巴士(White Buses)救援行動。1945年春天起,300多名志工和漆有紅十字的白色巴士,冒險通過盟軍轟炸的地區,前往集中營將囚犯運送至中立國瑞典接受安置。這些年來,瑞典導演馬格努斯.格滕(Magnus Gertten)致力於挖掘「白色巴士」救援出的集中營倖存者之身分,為眾多沒沒無聞的臉孔安上名字與他們的生命史。
在一段集中營女囚獲救、於瑞典馬爾默港下船的影片裡,格滕發現了亞洲面孔的黃訥亭。黃訥亭是20世紀初中國駐西班牙大使黃履和的女兒。她成長於歐洲和中國的上流社會,成年時期活躍於巴黎的藝文女性社交圈,直到1944年被逮捕進入集中營。
儘管格滕尋獲不少當年現身影片的倖存者以及其後代,並拍成紀錄片《每張臉都有一個名字》(Every Face Has A Name),但格滕始終沒找到黃訥亭戰後的去向──外交官之女為何進入集中營?靠港下船重獲自由的當下,眉頭微蹙、若有所思的她又在想些什麼?
透過奈莉留下的遺物,格滕找到了部分的解答。
奈莉的集中營日記、兩人的照片、當事人好友的證言、甚至還有黃訥亭拍攝的生活影像⋯⋯這些材料組成了《閣樓上的祕密》的兩條敘事主線:一條是奈莉集中營日記所映照出的大寫戰爭史,另一條則是奈莉灰髮斑斑的孫女席樂薇四處奔走尋找線索,企圖拼湊出奈莉和訥亭的小寫個人史。
「我只知道外婆在集中營待過,兩人在那認識,後來一起住在委內瑞拉,」席樂薇回憶,自己從四歲起就不時隨母親到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拜訪定居在那裡的外婆,而訥亭的存在就像是「剛好也住在那裡的室友」。家人從沒提過訥亭是誰,兩人又是什麼關係。席樂薇只記得:「我媽不喜歡訥亭。」
閱讀了奈莉的日記、拜訪傳記作家後,席樂薇才知道訥亭不只是「外婆的室友」這麼簡單。
黃訥亭生於1902年,父親是中國駐西班牙大使、母親是比利時人。她從小跟著外交官父親四處遊歷,接受良好的教育;個性活潑、精通各國語言的她,是北京交際圈的風雲人物,不時出入舞會這類洋派的時髦場合。她也曾經入讀軍校,在北洋政府擔任祕書,負責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交流工作。卸下在中國的軍職後,30歲的黃訥亭回到歐洲定居巴黎。訥亭遺留的小相簿顯示,她生活中往來密切的對象包括波蘭公主、美國作家娜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等名流。
巴尼是一名公開女同志身分的女性主義者,為了支持女性作家和藝術家,她在巴黎自家組織文學沙龍、創辦名為「女子學院」(Académie des Femmes)的藝文團體,持續63年不輟。在這裡,黃訥亭既是知名人物,也是巴尼的祕書、司機兼情人──眾多情人之一。
隨著席樂薇逐漸揭開訥亭的神祕面紗,她也發覺,自己並不瞭解外婆奈莉。
1906年生的奈莉是比利時的歌唱家,不時會在巴黎、蘇黎世、米蘭等地舉辦巡迴演唱會,演唱法國或義大利歌劇名作。1930年代末,她與丈夫離婚,此時,戰爭的前奏也在歐洲各地悄然醞釀。納粹在1938年起先後佔領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蘭,並在1940年5月入侵比利時。凡德軍所佔之地,都在當地激起許多抵抗運動。
在布魯塞爾的戰爭受害者檔案庫,席樂薇和姐姐詫異地發現,她們的外婆是比利時抵抗運動的一份子。
比利時淪陷那年年底,奈莉成為地下抵抗運動的情報員。她以歌唱家身分作為掩護,往來各地為「盧克」情報網(Luc,後改名為「Zero」)蒐集情報,直到1943年,奈莉在巴黎被蓋世太保以間諜罪逮捕。輾轉於法國和德國的監獄後,她被轉移到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毛特豪森集中營(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囚禁長達735天後才獲釋。
而奈莉與訥亭相遇的地方,就是德國境內關押女性政治犯為主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奈莉被轉移到毛特豪森後,兩人被迫分離,直到戰爭結束的隔年才重逢。她們都是白色巴士行動的獲救者。
席樂薇發掘出的線索越來越多。黃訥亭拍攝了大量的膠卷影片,影片裡是兩人在委內瑞拉生活的點點滴滴:溫馨典雅的小公寓裡,訥亭抽著菸,奈莉站在窗邊若有所思的樣子,陽光灑在她美麗的五官和印花洋裝上;友人來到她們家中歡快聚會,名叫傑克和雷蒙的男性好友們彼此親暱地打鬧著⋯⋯。
在委內瑞拉,她們攜手共度了30多年。晚年搬回比利時後,訥亭和奈莉先後在1972年和1987年逝世。
席樂薇翻出奈莉在集中營用鉛筆和紙片寫成的日記原稿、訥亭的手寫文件,以及她們兩人用打字機重新謄打編排的回憶錄,說著:「她們想要闡述兩人的愛情故事,在拉文斯呂克的相遇,以及這份愛──可是沒有人願意出版回憶錄。怎麼會呢?」
在同性之愛不被社會承認的年代,有多少酷兒如同奈莉與訥亭,只能將自己的愛情故事塵封在閣樓裡?
紀錄片裡,席樂薇到西班牙馬德里拜訪兩人在委內瑞拉的好友羅維拉。他回憶,奈莉和訥亭互稱「表姐妹」,「在我們看來這(稱呼)是很自然的,不是刻意隱瞞(關係)」,只是這樣說比較方便,「但她們之間有更深刻的東西,超越了單純的情感表露。」
後來,羅維拉的女兒瑪麗亞私下拜訪了席樂薇。她透露,自己的父親雖然娶了母親,卻另有一位男性情人──他一直過著雙面人的生活。
從黃訥亭拍攝的影片看來,羅維拉在她們的公寓聚會裡似乎更能「做自己」,能自在親暱地與男性友人互動打鬧。「我開始思考我自己、我的性傾向。我想過他們那樣的生活,我不想當雙面人 ,」看完訥亭拍攝父親的影片,瑪麗亞有感而發。
「我能理解在那個年代,這麼公開地生活一定很不容易。我一直告訴他,『看看傑克和雷蒙,奈莉和訥亭,你看他們做到了,他們活得很好。允許你自己活一場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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