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歲的她從游擊戰倖存，從集中營逃脫，這裡是她一生的影像故事

「我不能靜靜地什麼都不做，至少要喊出微弱的聲音。」

97歲的索妮亞曾是二戰時南斯拉夫的女性游擊隊員，她是反法西斯鬥士，也是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紀錄片《游擊的風景》以索妮亞為焦點人物，以橫跨逾10年歲月的6段家庭影像串聯成紀錄片架構，從她的個人故事出發，擴大探討歷史、戰爭、女性等議題，而她生動的描述不僅刻畫出一名充滿抗爭精神的勇敢女鬥士，也帶領觀眾彷彿親臨歷史事件現場。

《游擊的風景》（Landscapes of Resistance）節奏緩慢，畫面詩意，在狗吠、蟲鳴鳥叫、風吹樹葉的真實環境音中，以大量的空鏡頭拍攝，營造時光緩緩流動的特殊質感，二者之間相互呼應，巧妙融合了索妮亞的真實經歷與導演的聯想力。

這些空鏡頭與索妮亞（Sonja Vujanović）的口述內容相關，而她的故事主要由口述、空鏡頭拍攝的風景、插畫呈現，每段故事以導演瑪塔．波皮沃達（Marta Popivoda）長期伴侶、編劇安娜（Ana Vujanović，也是索妮亞的孫女）的日記為開頭，多重交織的時空不僅述說索妮亞的人生故事，也呈現波皮沃達與安娜努力抵抗現實世界的真實生活。

「我想活下去，我從未放棄，也不怕遭遇壞事」

索妮亞在第一段影像講述她的青少年時期，當時她受到進步主義書籍與共產主義思想影響，接觸了一群支持共產主義的文學青年，後來她偽造出生證明，與南斯拉夫共產青年團（SKOJ）地區委員會秘書長史坦尼錫（Sava Stanišić）結婚，並成為游擊隊員，與一群理念一致的年輕人一起工作。

索妮亞在第2段影像講述索妮亞的戰時經歷，她與其他游擊隊員在森林裡展開抵抗活動，她是該游擊隊唯一女性。起初隊友不讓她參與真正的戰鬥，而女性身分讓她能扮成農婦執行偵查任務，而不引起敵人懷疑，但丈夫史坦尼錫不幸在戰爭期間身亡。戰事越來越嚴峻，索妮亞所屬的游擊隊是唯一沒撤退的部隊，而她被送到塞爾維亞（Serbia）沙巴茨（Šabac）集中營與貝爾格勒（Belgrade）蓋世太保（Gestapo，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據點，遭到痛毆虐待。

紀錄片《游擊的風景》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第3段影像講述索妮亞被送往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的經歷，她描述自己記憶中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景象，包括穿著條紋囚服、頭髮被剃光的女子、高壓鐵絲網、焚燒爐等。

第4段影像描述索妮亞在集中營裡堅強的心理狀態，雖然集中營的許多囚犯不堪酷刑折磨，試圖自我了結生命，但她堅守抵抗精神，還組成抵抗小隊，訓練其他女性囚犯，繪製營區地圖，而且抵抗小隊的成員具有強烈的求生意志，索妮亞更是對於帶頭反抗無所畏懼。

第5段影像講述索妮亞與抵抗小隊的成員逃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過程。這些女囚犯想辦法拿到刀子當武器並藏了起來，她們等待機會，直到蘇聯軍隊攻擊，納粹德國緊急撤離奥斯威辛集中營的囚犯，索妮亞才終於等到逃出生天的機會，最後也真的採取行動，成功逃離納粹德國的魔掌。

索妮亞回憶說，她當時強烈希望活下去，從未放棄希望，也不畏懼挺身抵抗後可能會死亡。她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做好抵抗的準備來面對敵人，即使反抗可能失敗，但「世界將聽到我們的聲音」。

「我不能靜靜地什麼都不做，至少要喊出微弱的聲音」

紀錄片《游擊的風景》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波皮沃達的創作重點一直是祖國塞爾維亞，這裡曾屬於南斯拉夫（Yugoslavia），而波皮沃達的關注焦點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計畫的反法西斯主義（anti-fascist）與女性主義潛力。

波皮沃達認為索妮亞的故事就像一種提醒，並帶來靈感。片中也提到，許多二戰英雄都有紀念碑，許多還是女性，但沒有一個紀念碑紀念奥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因此波皮沃達提議拍攝以索妮亞為主角的紀錄片。

此外，波皮沃達有感於歐洲新法西斯主義興起並帶來巨大威脅，因此拍攝《游擊的風景》作為自身抵抗新法西斯主義的宣言。儘管感到害怕，但她表示：「我不能靜靜地什麼都不做，至少要喊出微弱的聲音。」

波皮沃達與安娜更感性表示，隨著歲月流逝，她們三人變成夥伴，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索妮亞抱持的共產主義及波皮沃達與安娜抱持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相互交流，而她們都曾面臨或正在面臨法西斯主義。

波皮沃達說，雖然索妮亞過世了，但她留下了南斯拉夫游擊隊的故事，留下了組織與團結的故事、照顧他人的故事，她留下抵抗的聲音，那些是口語的影像故事，而那些故事持續尋找新的空間與樣貌。（完）

《游擊的風景》於第13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進行放映，更多場次細節，請參考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