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女性參加奧運會是不切實際、乏善可陳、有礙觀瞻、很不得體。」──顧拜但(Pierre de Coubertin)
現代奧運之父顧拜但(1863─1937)對奧運精神的定義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Citius, Altius, Fortius),但顯然不包括「更平等」,至少不包括性別平等。顧拜但在強調奧運「參加重於一切」(L'important, c'est de participer)的同時,也對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關上參加的大門。在顧拜但看來,孱弱的女性對於奧運能做的貢獻,就是鼓勵丈夫或兒子參賽,為他們加油喝采。
1896年4月6日,第一屆現代奧運在希臘雅典(Athens)開幕,來自14個國家的245名運動員登場競技,沒有任何女性。但是,一位年約30歲、身形瘦削的希臘女子雷維希(Stamata Revithi)拒絕缺席也拒絕當觀眾,挑戰難度最高的馬拉松比賽。男子賽程結束隔天一大清早,雷維希一個人邁開步伐,以5小時30分跑完40公里全程,抵達終點時,偌大的泛雅典體育場(Panathinaiko Stadium)對她關上大門,幾名希臘憲兵將她攔下。
然而,雷維希那40公里的馬拉松旅程絕不是白費工夫。顧拜但領導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迫於各方壓力,從第二屆(巴黎)奧運開始接納女性運動員;1984年洛杉磯奧運,女子馬拉松終於被列為競賽相目。今年東京奧運,1萬1000名運動員之中近49%、逾5000人是女性,創下新高,號稱史上第一屆「性別平衡」(gender-balanced)奧運。
沒有人知道雷維希後來的人生路,有體育史家形容她「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在雷維希邁開步伐之後125年,本文將藉由介紹幾位今年東京奧運的女傑,向125年前雅典競賽道路上、體育館門前的瘦削身影致意。
怎麼樣才能成為體育史的一則傳奇?天分、苦練、機運、導師似乎都不可或缺,但「續航力」有時也會是關鍵。7月25日,女子體操跳馬項目,中亞國家烏茲別克(Uzbekistan)選手丘索維金娜(Oksana Chusovitina)遭到淘汰,但是全場為數不多的觀眾為她起立鼓掌,她也含淚比出愛心手勢回應。
這是現年46歲的丘索維金娜在奧運殿堂的最後一場比賽,無論輸、贏都會是無比美好。46歲?丘索維金娜第一次進軍奧運是在29年之前、1992年的巴塞隆納(Barcelona)奧運,代表俄羅斯與11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組成的「獨立國協」(CIS),拿下團隊金牌。
29年前,當今體壇第一線的女子體操選手絕大部分還沒出生,東京奧運美國女子體操代表隊最年長的選手史金納(MyKayla Skinner)今年才24歲,但是丘索維金娜29年來持之以恆,已經連續出席8屆奧運,而且先後代表3個國家:獨立國協、烏茲別克與德國。除了最擅長的跳馬(2008年北京奧運銀牌),丘索維金娜也參加個人全能、高低槓、平衡木、地板(自由體操),也都拿過國際大賽的獎牌;國際體操聯合會(FIG)有5個動作以她的名字命名。
烏茲別克曾經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體育系統一脈相承,但是丘索維金娜為什麼會在2006至2012年間代表德國出賽,而且包括兩屆(北京、倫敦)奧運?原因在於丘索維金娜的另一個特殊身分:媽媽運動員。
22歲那年,丘索維金娜不顧信奉東正教的家人反對,嫁給身為穆斯林的烏茲別克角力奧運國手庫巴諾夫(Bakhodir Kurbanov),兩人育有一子阿里沙(Alisher )。2002年,年方3歲的阿里沙被診斷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丘索維金娜與丈夫為了讓兒子能有更好的醫療與經濟資源,毅然轉往德國發展,而烏茲別克政府也有成人之美,全球體操界更伸出援手,傳為體壇佳話。丘索維金娜在2012年倫敦奧運之後重返祖國,繼續征戰;至於阿里沙,他今年22歲,還在唸大學。
有46歲的體操媽媽,就有12歲的桌球女孩。敘利亞在歷屆奧運只拿過1金1銀1銅,今年東京奧運代表隊也只有6位選手,其中1位卻成為全球焦點:年方12歲的桌球女子單打選手莎莎(Hend Zaza),她是東奧1萬1000名選手中年紀最小的一位(不過在125年的夏季奧運史上只能排到第5)。
7月24日,莎莎出戰奧地利華裔選手劉佳( Liu Jia),雖然以直落四慘敗,但倒也情有可原:劉佳今年39歲,年紀是莎莎的3倍有餘,已經代表奧地利征戰5屆奧運,前3屆(雪梨、雅典、北京)莎莎甚至還沒出生。
莎莎另一個特殊之處在於她代表的國家。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風潮席捲中東與北非,敘利亞人民也走上街頭示威,要求政府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但阿塞德(Bashar al-Assad)總統出動軍警殘酷鎮壓,甚至以化學武器(神經毒氣)屠殺自己的同胞,於是內戰全面爆發,至今已近尾聲,但尚未落幕。
莎莎的家鄉哈瑪(Hama)長期是反政府勢力的重鎮,在內戰初期就遭到政府軍攻擊與圍困,整座城市滿目瘡痍。正因如此,莎莎的桌球生涯難能可貴也分外艱辛。5歲那年,受到哥哥歐拜達(Obaida)的啟發,莎莎開始迷上桌球。當時的敘利亞已被戰爭與屠殺籠罩,桌球這種不佔太大空間,可在室內進行的運動,對莎莎而言是消磨時間、轉移心思的絕佳活動,球桌甚至可說是她的避難所。
沒過多久,莎莎開始參加比賽,興趣也漸漸轉變為志業,但是談何容易。敘利亞不是什麼桌球強國,戰亂時期百廢待興,經費贊助時有時無,選手只能自求多福,不敢奢望會有像樣的場地與訓練計畫,連出門練球都得冒生命危險。莎莎說:「環境非常困難,但我們總有辦法處理。一旦我們上場比賽,一切都可以忘懷,心中只有比賽。」
於是女孩繼續奮力揮拍、拚命奔跑,加入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Damascus)的穆哈法札桌球俱樂部(Al-Muhafaza Table Tennis Club),拿下每一個分級的全國冠軍,遠赴約旦首都安曼(Amman)打贏奧運資格賽,成為敘利亞歷來第一位經由資格賽進軍奧運的桌球選手。
輸給劉佳之後, 莎莎紅了眼睛,直說她好想能在奧運贏一局,但她仍然鬥志昂揚,原因無它:「桌球是我的生命,我永遠不會放下球拍。」再過3年,第33屆夏季奧運2024年7月在法國巴黎登場時,且讓我們期待一個15歲少女揮拍奮戰的身影。
2020東京奧運的「敘利亞代表隊」其實有兩支,一支是大馬士革當局派出的國家隊,另一支則藏身在一個很特別的機制之中:難民代表隊。全球目前約有8000萬人因為戰亂、暴力、迫害而流離失所,這8000萬人如果組成一個「難民國」,人口排名可以排進20名,少於德國、多於泰國。因此,國際奧會在2016年里約奧運前夕組成極具意義、激勵人心的「難民代表隊」(Refugee Olympic Athletes)。
內戰烽火蹂躪、政府殘民以逞,敘利亞這10年來已是「難民國」的同義詞,南蘇丹與阿富汗則是難兄難弟。今年,難民代表隊再度成軍,而且從10人(3項運動)擴編成29人(12項運動),其中來自敘利亞的難民佔了9人,儼然隊上主力。
當戰火蔓延時,女性維生格外艱難,敘利亞難民隊的3位女性──柔道選手達胡克(Muna Dahouk)與阿爾達斯(Sanda Aldass)、游泳選手瑪迪尼(Yusra Mardini),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達胡克生長在大馬士革一個柔道家庭,爸爸就是柔道教練,她從6歲時開始與姊姊烏拉(Oula)一起練習柔道,從此欲罷不能。幾年後,爸爸死於戰火,達胡克與家人逃離祖國,她在2018年抵達荷蘭聖托亨波斯(s-Hertogenbosch),展開新的人生,先後參加多場國際賽事,拿到國際奧會的難民運動員獎學金(IOC Refugee Athlete Scholarship),今年終於登上奧運殿堂,7月27日在63公斤級32強淘汰賽敗給古巴選手。
大馬士革、聖托亨波斯、東京,現年25歲的達胡克希望讓千千萬萬像她一樣的難民知道,夢想有多遠,路就有多遠。
阿爾達斯也是一位來自大馬士革的柔道選手,今年31歲,在逃離毀於戰火的家園之前,她已經是一位妻子與母親,丈夫達威許(Fadi Darwish)身兼她的教練。2015年,阿爾達斯先隻身取道土耳其逃往荷蘭,安頓好之後才設法把丈夫、兒子接過來,後來她又生了2個孩子,雖然人丁興旺,但「媽媽運動員」的角色絕不容易扮演。阿爾達斯的奧運之路亦在7月26日57公斤級32強淘汰賽止步。
另一個困難是融入語言、文化、宗教都與敘利亞大不相同的荷蘭社會,阿爾達斯正是靠著柔道來維持身體與心理健康,尤其是剛到異國、置身難民營、丈夫孩子不在身邊的那幾個月,她說:「如果我什麼都不做,我早就瘋了。」如今,她與丈夫以及3個孩子定居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瑪迪尼今年23歲,是3位女將之中年紀最小的一位。她來自大馬士革西南部的達拉雅區(Darayya),3歲開始苦練游泳,2012年代表敘利亞國家隊參加世界游泳錦標賽。但是國手身分並無法保護瑪迪尼與家人免於戰火荼毒,從上學途中到游泳池訓練,都得擔心炸彈從天而降。她和姊姊莎拉(Sara)在2015年8月踏上流離之路,取道黎巴嫩與土耳其前往歐洲,橫渡愛琴海( Aegean Sea)的時候差一點翻船,姊妹倆下船打水3個半小時,好不容易在希臘上岸,一路步行前往最後目的地──德國。那年9月,跋涉7個國家之後,她終於抵達柏林(Berlin)。
後來瑪迪尼一家人在德國團員,她的運動員生涯也有了新的開始,2016年獲選為第一屆難民隊,一路游進2016年里約奧運,參加100公尺自由式與蝶式,得到美國運動用品公司安德瑪(Under Armour)的贊助,榮膺聯合國難民署(UNHCR)親善大使,還出了一本自傳《蝴蝶:從難民到奧運選手》(Butterfly: From Refugee to Olympian)。
今年東奧,蝴蝶再一次在浪花中飛舞。儘管已於7月26日100公尺蝶泳預賽中落敗,瑪迪尼仍想要告訴世人,難民歷經苦難,但是只要給他們安全的環境、努力的機會,他們都有可能蛻變出美好的人生。
7月25日,東京奧運女子自由車公路賽,荷蘭好手范佛路登(Annemiek van Vleuten)在奮力踩踏137公里之後衝過終點線,高舉雙臂慶賀自己的勝利,臉上欣喜更多於疲累。唯一的問題:這項比賽的冠軍不是她,而是默默無聞的奧地利選手基森霍佛(Anna Kiesenhofer)。
基森霍佛默默無聞到什麼程度?沒有一線選手把她當成假想敵,以致於她在終點線前41公里處脫穎而出、一騎絕塵時,范佛路登竟然沒注意到,還以為自己保持領先……最後成績,基森霍佛足足贏過范佛路登1分15秒。換言之,當天賽道名將如雲,除了范佛路登之外還有荷蘭的凡德布雷根(Anna van der Breggen)、義大利的波吉尼(Elisa Longo Borghini)、英國的戴格南(Lizzie Deignan)、德國的布瑞瑙爾(Lisa Brennauer),但她們根本看不到基森霍佛的車尾燈。
黑馬中的黑馬,冷門中的冷門,現年30歲的基森霍佛一舉成名天下知之後,人們發現她還有更多不可思議之處。例如,她從2014年才開始專攻自行車,2017年才轉為職業選手,今年第一次進軍奧運,因為無人看好,所以沒有廠商贊助,甚至沒有教練與協助人員,所有的訓練與準備工作都是她自己來。
更奇特的是,基森霍佛的職業除了運動員之外,還有……數學家。她畢業於維也納工業大學(TU Wien)數學系,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數學碩士,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理工大學(UPC)應用數學博士,論文研究「b辛流形」(b-symplectic manifolds),目前正在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PFL)做博士後研究。
但運動一直是基森霍佛的最大興趣,她曾經長期從事鐵人兩項與鐵人三項,但後來因為受傷而減少長跑,轉而專攻自行車,沒想到就這樣騎出一片天地。她其實不太需要教練,也許因為數學本來就是一門孤獨的學問,她很習慣一手掌握自己的訓練、營養與比賽策略,這種作法雖然不合常規,但她信心十足。不過在比賽的時候,她會想像著家人、好友的模樣,倒也不怎麼孤獨。
25日賽後,基森霍佛接受記者訪問,回憶衝過終點線的那一刻:「我無法置信,心想『比賽結束了嗎?我是不是還要繼續騎?』太不可思議了。」
的確,興趣與信心的力量不可思議,甚至能夠寫下本屆奧運最不可思議的驚奇。
左腳骨折的舊傷還沒痊癒,2位親人死於新冠肺炎,練習的場館在疫情中一度關門,爸爸脊椎受傷癱瘓要長期復健……7月29日,18歲女孩蘇妮莎.李(Sunisa Lee)站上東京奧運女子競技體操舞台,拿下女子個人全能金牌。遠在6000公里外、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蒙人(Hmong)社群欣喜若狂,蘇妮莎為個人也為所屬族裔寫下歷史新頁。
苗族蒙人又稱「仡蒙人」或「赫蒙族」,原本居住在中國廣西、雲南一帶,是苗族的支系。18世紀,苗族遭到清朝政府殘酷鎮壓,蒙人開始向南遷徙,進入越南與寮國北部山區,仍然受到歧視與壓迫。越戰時期,一部分寮國蒙人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徵召參與「秘密戰爭」(Secret War)行動,越戰結束之後一度被美國拋棄,落腳泰國難民營,1970年代晚期才爭取到機會遠赴新大陸、追逐美國夢。
蘇妮莎的爸爸約翰(John Lee)與媽媽伊芙(Yeev Thoj)就是如此輾轉流離,最後定居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St. Paul)。雖然蒙人社會風氣保守,認為運動不是正當職業,女孩子尤其不宜,但蘇妮莎在爸爸鼓勵之下,6歲開始學體操。2019年8月,蘇妮莎出發參加全國賽的前一天,爸爸從高處摔下,脊椎重傷。她想放棄比賽,但爸爸逼她出門,她也全力以赴,拿下高低槓銀牌。
2020年3月,蘇妮莎平時練習的體操館在新冠疫情中封閉,她也一度出現類似症狀,自我隔離,生怕傳染給半身癱瘓、呼吸困難的爸爸。2個月後,體操館重新開放,蘇妮莎卻在練習高低槓時弄傷左腳踝。然後,短短13天之內,新冠病毒奪走她的2位至親,一位阿姨與一位舅舅。所幸,這些陰影都無法遮掩這個蒙人女孩即將綻放的光芒。
美國蒙人繁衍至今約有17萬人,40個年頭過去,處境依舊艱難,近60%屬於低收入階層,逾4分之1落在貧窮線下方。但是2019年迄今,隨著蘇妮莎在女子體操界崛起,美國蒙人有了一顆讓族人自豪的明星,一股凝聚的力量與激勵的泉源,一個全心全力支持、共同築夢的目標。(完)
作者簡介|閻紀宇(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跨領域翻譯與國際新聞報導工作,現為《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這是《世界走走》的第49篇原創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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