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設少子化大臣18年，大和民族卻越生越少！談談日本少子化政策失敗的幾個原因

今天讓我們搭乘時光機，來到西元2100年的東京街頭。你對這個東亞最繁華、最進步都會的第一印象，想必與2021年的今天將會非常不同。因為你極可能在這裡看到很多「非日本人」，他們或許在這裡觀光、或許在這裡工作。無論如何，屆時東京的「日本人」會比2021年少了非常多。甚至很有可能，你會覺得東京「沒什麼人」。

你一定好奇，日本人都跑到哪裡去了？

本文重點摘要：

• 日本人口減少的速度有多快？
• 日本政府為什麼不阻止人口減少？
• 日本的「少子化政策」為什麼沒用？

80年後，日本減少1億人！?

根據日本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推算，2021年還有1億3千萬人口的日本，到了2100年只會剩下3千萬人，這大約是明治維新時期（1868年）的人口水準—亦即日本西化與戰後嬰兒潮所帶來的人口成長，全都化為烏有。2100年的全日本人口，甚至比2021年的日本首都圈還要少了800萬人。

美國中情局日前公布全球227個國家與地區的生育率（育齡婦女一生的生育子女數）預測，台灣以1.07敬陪末座，而且倒數前5名全在東亞。學者們更判定日本未來80年減少1億人的原因，即非戰爭、饑荒與疾病、也不是人口外移，而是國民大多不再生小孩了。那麼日本政府為什麼不想想辦法、做點什麼呢？答案也很簡單，那就是他們有想有做，問題是沒有用。

日本歷年新生兒人數統計與總和生育率。（厚生勞動省）

1.3億人的國家，一年僅80萬新生兒—而且還在繼續減少

戰後出現第一波嬰兒潮後，日本的生育率便快速下降。1971到1974年的第二波嬰兒潮後更一路下探，1989年達到1.57的戰後新低，當時被稱為「1.57衝擊」。日本政府從1994年開始致力改善育嬰育兒環境（像是允許育嬰假、增設保育所）；2003年更創設「少子化大臣」，專門負責少子化對策問題。

直到今天，已有24位政治菁英擔任過少子化特命擔當大臣，包括國人熟知的「台灣女兒」蓮舫、岡田克也、與謝野馨、以及目前擔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加藤勝信。日本政治家們努力了十幾年，其結果卻是連續25年出生率不到1.5：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2020年也只有84.8萬名新生兒，而且2021年很可能就會跌破80萬。

人口減少已不能回頭，只能減緩

其實要說日本的生育率從無起色，也不盡然正確。因為日本戰後的最低生育率出現在2005年（1.26），之後雖然略有提升（2019年為1.36），不過始終無法達到2.07的人口替代水準（使人口總數維持不變），甚至日本政府也不敢奢求達到這個目標。近年執政時間最長的安倍晉三內閣，便曾喊出「2025年，生育率回到1.8」的目標，希望日本到了2060年還能維持1億人口。

從安倍到現在的菅義偉政府，雖然在提供育兒支援（「零待機兒童」政策）、強調第三胎以上的補助、允許男性請休育嬰假、致力改善已婚婦女就業環境方面做了許多努力，菅義偉政府甚至計畫補助不孕症治療，不過日本新生兒人數仍在2019年首次跌破90萬（約86萬），連首相安倍都以「國難」相稱。

日本生育率再創新低（AP）

日本媽媽之怒—待機兒童問題

所謂「待機兒童」是指沒能排到托嬰中心、保育所，只能在家等待入園機會的孩子。這也代表無力負擔托育費用的媽媽們，在用完育嬰假後依舊無法回到職場，只能辭去工作帶孩子。

日本2016年曾在網路上出現一篇匿名文章〈沒排到托兒所，日本去死啦！〉（保育園落ちた日本死ね！！！），作者抱怨政府只會畫個「一億總活躍社會」的大餅，但自己的孩子沒排到托兒所，「這樣我要活躍個什麼東西」？

由於作者用詞辛辣，「要我生、要我養、要我工作、要我納稅，日本還對我有什麼不滿？少子化個大便啦！」「根本排不到托兒所，誰還要生孩子？」「你（政客）要搞婚外情、收黑錢都好，去把托兒所給我蓋出來！」「不然就把搞婚外情收黑錢的國會議員砍掉一半，不就有錢發育兒津貼了？」，當時引發廣大迴響。

保育園に落ちたらどうするべき？不承諾通知が来て待機児童になったら・・https://t.co/o6Utbm8WH0pic.twitter.com/WLrTgC211j

— iamikumen (@iamikumen) December 13, 2021

時任首相的安倍對該文最初的態度是「作者匿名，誰知道內容真假」，造成輿論大譁、在野黨也緊咬不放，推特甚至出現「#保育園落ちたの私だ」（沒上保育園的就是我）的標籤，國會外也開始出現抱著孩子「無聲示威」的抗議媽媽群聚。

安倍這才改口「感受到媽媽們的焦慮心情」，重申他在2013年提出的「零待機兒童」政策（但2016年時，日本仍有兩萬多名待機兒童），強調絕對會實現目標，日本近年再次調升消費稅，也是為了籌措「幼兒保育無償化」的財源。不過根據厚生勞動省的數據，2020年日本的待機兒童仍有1萬2千多人。

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哪裡做錯了？是一個攸關經濟發展（勞動人口與消費市場雙雙縮減）、世代正義（越是高齡少子化，勞動人口的社福負擔就更沉重）、甚至民族存亡（已有媒體喊出「日本消滅」）的大哉問。除了部分政策支票（ 如上述的「零待機兒童」）未能兌現之外，有越來越多學者指出，「少子化」絕非給予育兒補助、或者蓋更多保育園就能解決的問題。

非正規工作與社畜大國的悲哀

專研日本社會的杜克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安妮‧艾莉森（Anne Allison）指出，日本無法有效提升生育率，關鍵還是在經濟。這並不是說位列已開發國家的日本經濟不行，而是非正規工作與不穩定就業的快速增加，讓過去多數依附在企業底下的正職勞工大幅縮減。

在一個強調由男性肩負經濟重擔的社會，沒有正職工作除了意味著低成就、無穩定收入，更代表他不是一個理想的結婚對象，甚至根本就是一個失敗者、淪為千夫所指。《大西洋月刊》針對「少子化問題」赴日採訪時，東京的年輕人告訴他們：「許多20多歲的日本男性根本不敢想成家或買房，因為他們覺得這太不切實際。」

一名日本上班族在東京新宿的巷弄間遊蕩。（美聯社）

艾莉森指出，非正規工作不僅對男性造成傷害，對於女性更是如此。工時不穩定讓婦女更難照料孩子（日本社會一般仍將育兒工作丟給女性），如果辭掉工作（7成日本女性生下頭胎後這麼做），她的家庭就只能仰賴丈夫的一份薪水。低薪與長時間的勞動，讓非正規的工作者連應付個人生活所需都成問題，遑論養家育兒。日本的草食男、佛系男越來越多，因為他們沒有力氣與心思談戀愛。

那有份正職工作會比較好嗎？

為促進男性育兒率，日本內閣府推「爸爸育嬰假」。（翻攝日本內閣府）

2012年12月上路的第二次安倍內閣，在2013年5月就發表了「支援育兒」、「勞動方式改革」、「支援結婚、懷孕、生產」的「少子化三箭」。所謂「改善工作條件」主要是減少加班，避免勞工陷入加班地獄，甚至下班後還要在社群軟體上回覆工作。因此這項改革被認為能提升結婚意願、增加家庭照顧時間、甚至阻絕職場「過勞死」。

不過BBC駐日記者羅謝爾‧科普（Rochelle Kopp）指出，重視努力、犧牲的工作價值觀，讓日本的人力資源長期遭到壓榨。也有日本學者指出，日本企業總是希望正職員工忠於公司，如果分心照顧家庭，往往就會被排除在升遷的軌道之外。在一份日本勞工調查中，8成6的受訪者表示公司並未配合做出改變。他們甚至擔心真的改革後，沒做完的工作只能利用午休或帶回家做，工作量不可能真的減少。

因應少子化，日本各地政府推出一系列兒童相關政策。（翻攝日本內閣府）

又要女人工作、又要女人生

立命館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筒井淳也主張，日本政府推行彼此矛盾的政策，是「少子化」問題始終難解的原因之一。以安倍內閣的少子化大臣加藤勝信為例，他同時也身兼一億總活躍大臣與女性活躍大臣。如何在增進女性就業的同時，又要負擔主要育兒工作的女性願意生產，加藤勝信始終沒有作出清楚的說明。

筒井淳也指出，無論是「一億總活躍」或者「女性活躍」，都是因為少子化造成勞動人口低下，希望釋放女性與老年人的勞動力。但對於許多生活與照顧面向都交給家庭處理的亞洲社會來說，這些原來的「非勞動力」卻是家庭力量的中堅。政府與企業只想把「非勞動力」拉出家庭，對於家庭的支援卻極其有限。蠟燭兩頭燒的女性勞工，若不想陷入悲慘境地，也只能在「不生」與「不工作」之間做出選擇，「女性活躍」終究只是口號。

≪総理の動き≫本日、安倍総理は、すべての女性が輝く社会づくり推進室の看板掛け及び職員への訓示を行いました。⇒ http://t.co/ODnGlXASSZ pic.twitter.com/DlJ2g6fBiy

— 首相官邸 (@kantei) October 15, 2014

亞洲道德觀的束縛

日本的結婚率不斷下降，常被視為「少子化」的主因。不過也有學者指出，其實「結婚才能生子」的道德觀念，也是日本「少子化」的關鍵之一。以近年被視為解決「少子化」標竿的法國來說，該國生育率在2008年到2014年大體回到2以上，目前也有1.88的水準。不過法國的非婚生子女超過半數，日本只有在明治年間有過20%的非婚生子女，2000年之後大約在2%前後，法國的現象在東亞社會能否複製、如何複製，都是大問題。

中央大學社會學教授山田昌宏指出，歐美社會孩子通常成年後就會自立、父母的育兒責任也當然終止。但在日本，孩子就算成年只要未婚，仍有超過7成的人選擇與父母同居；日本父母自我承擔的育兒責任，除了包含高等教育的費用之外，甚至會延伸到孩子成年後的支出，因此無論育兒如何補助根本幫不上忙。這讓日本人在考慮婚姻時，只要意識到未來可能脫離中產生活，就會選擇不結婚，甚至迴避男女交往。加上婚姻可能讓經濟條件下降，更給不起孩子需要的生活，所以日本人就算結婚、同居，許多人也選擇不生育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