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星樺：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電車難題

閱讀這樣一本立場糾結的女性主義書籍，我慶幸我不是獨自糾結著這些問題。

我相信任何認同過、實踐過女性主義的人大概都會同意，女性主義是一項艱難的事業。對我來說，女性主義之所以艱難，那是因為有太多時候，我們必須要面對顧此傷彼的兩難處境。我說的不是「顧此失彼」，而是「顧此傷彼」。意思是，當我們想要改善某一群人的處境時，往往會在不經意之間，傷害到另外一群人。

在今天的巴西，有一位相當知名的女權運動家，叫做Maria da Penha。她在1980年代的時候，曾經多次被她的丈夫嚴重毆打，導致下半身癱瘓。後來Maria da Penha得到了巴西的女性主義團體的支持和協助，在她們的倡議之下，巴西在2006年通過了一項反家暴的法律，而這項法律正是以Maria da Penha的名字來命名的，一般叫做Maria da Penha Law。根據這項法律，當家暴案件發生時，法院必須成立專門法庭來審理，並且法院可以要求拘提家暴當中的相對人，最長可以達到三年。

在巴西女權運動家Maria da Penha的倡議之下，巴西在2006年通過了一項反家暴的法律：當家暴案件發生時，法院可以要求拘提家暴當中的相對人，最長可以達到三年。（Wikipedia）

在大多數反對家暴的人（包括我）看來，這似乎是個滿不錯的措施。可是，當這項法律實施後，有些學者就發現事情不太對勁。因為雖然實際的家暴數量很可能並沒有減少太多，但家暴案件的通報數量卻顯著地減少了。這是因為有很多貧窮的巴西女性雖然受到丈夫施暴，但與此同時，丈夫的收入，卻是她們和孩子最主要（有時甚至是唯一）的經濟來源。她們害怕失去丈夫的收入，於是反而更加不敢報警。

換言之，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必須面對的不僅僅只是「法律應不應該對家暴者加重懲罰？」這一類的問題而已。事實上，我們更經常面對的其實是「我們是否要以最底層、最貧困的一群女性的福祉為代價，加重對家暴者的懲罰？」這一類的問題。在太多太多的情況底下，女性主義都是很容易顧此傷彼的。這就是我所謂的「身為女性主義者的艱難」。

交織性：當多重弱勢的身分交會

如果你也曾感受到這種顧此傷彼的兩難，那麼你絕對不是孤獨的。女性主義哲學家Amia Srinivasan在她的近著《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裡，便深入討論了女性主義者的這種兩難處境。在這部面向普通讀者的文集裡，Srinivasan從近十年來進入到公眾視野當中的多起性別時事出發，帶領讀者回顧相關議題的公共論戰史和學術論戰史，並且重新思考女性主義知識傳統裡的那些又老、又大、又難的「老大難」問題。

在書中，Srinivasan多次引用「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這一概念，來試圖梳理女性主義知識傳統裡許多延續數十年的艱苦論戰。

「交織性」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的黑人女性主義者Kimberlé Crenshaw所提出。在1980年代的時候，身為法學教授的Kimberlé Crenshaw發現，當時的美國雖然已經擁有反性別歧視的法律，也擁有了反種族歧視的法律，但是當一個人同時處在性別上的弱勢地位（例如身為女性）和種族上的弱勢地位（例如身為黑人）時，他／她卻很可能既無法受到反性別歧視法律的保護，也無法受到反種族歧視法律的保護。

其中一個最經典的案例是這樣的：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簡稱GM）在1970年代時碰上了一波汽車產業的衰退期，決定裁員度過危機。根據通用汽車公司的說法，公司裁員的原則，是從比較資淺的員工開始裁，儘量保留資深的員工。問題是，通用汽車公司一直要到1960年代中期才開始聘請黑人女性擔任員工，因此到了70年代公司裁員的時候，這些黑人女性員工當然都是最資淺、最容易被裁員的。於是，有五位遭到解僱的黑人女性決定告上法院，控訴通用汽車公司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

交織性：如果單獨只從種族或者單獨只從性別的角度來思考，那麼那些雙重弱勢或甚至多重弱勢的人，反而最容易被我們所忽略。（Unsplash）

法院的判決結果是，通用汽車公司既沒有種族歧視，也沒有性別歧視，並且理由相當耐人尋味。法院認為，從種族的角度來看，公司裡雖然有些黑人員工被裁員了，但被裁員的黑人員工並沒有比其他種族佔據更高的比例，所以公司沒有種族歧視。那麼換個角度，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呢？法院認為，雖然有些女性員工被裁員了，但被裁員的女性員工並沒有比被裁員的男性員工佔據更高的比例，所以公司也沒有性別歧視。

在Kimberlé Crenshaw看來，這項判決最不合理的地方在於，這幾位遭到解僱的黑人女性員工，她們一方面是種族上的弱勢，另方面也是性別上的弱勢；但弔詭的是，反對種族歧視的法律沒有辦法保護她們，而反對性別歧視的法律也沒有辦法保護她們。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單獨只從種族或者單獨只從性別的角度來思考，那麼那些雙重弱勢或甚至多重弱勢的人，反而最容易被我們所忽略。

1980年代以降的女性主義者從中得到的教訓是：當一項社會議題和性別、和種族，以及其他社會身份都有關時，我們就需要同時將這些複雜的因素納入考慮。這就是「交織性」這一概念最原始的核心意義。

#MeToo運動的兩難

在The Right to Sex一書裡，我認為最具啟發性的其中一段討論，就是作者借用了「交織性」這個概念，來梳理有關#MeToo運動的爭議。

#MeToo運動最初是由美國女演員Alyssa Milano於2017年所發起的一項社會運動，她在推特上鼓勵女性說出自己被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經驗。Alyssa Milano沒有想到的是，#MeToo運動後來受到極其廣泛的響應，在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多數是女性）因為受到鼓勵，而願意說出自己的受害經驗。雖然這是一場主要由女性所參與的社會運動，但很多男性也因為有了#MeToo運動，才意識到女性遭受性騷擾或性侵害的情況，可能遠比他們原先想像得還要普遍，而且嚴重。

在#MeToo運動興起的過程中，當然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其中一個很常被討論的爭議，就是「未審先判」和「不實指控」的問題。

為了回應有關「不實指控」的爭議，有些女性主義者於是提出了「相信女性」這句口號。「相信女性」這句口號大致的意思是：比起男性的辯解，我們更應該相信女性的證詞，因為通常對一個女性來說，要陳述自己曾經遭受到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經驗，其實是件風險很高的事；有太多時候，主流社會往往會認為，一個女性之所以會被性騷擾或性侵害，那是因為她自己不小心、不注意，或者不檢點。所以通常來講，有很多女性即使她被性騷擾或性侵害之後，她也不會說出來。

因此，那些提出「相信女性」這句口號的女性主義者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女性是不會用指控別人性騷擾或性侵害的方式，來刻意陷害某個男性的；因為當她這麼做的時候，她自己反而可能傷得更重。

2009年，因「不實指控」蒙受冤獄的Yusef Salaam。1989年，他與4名黑人朋友在少年時期捲入知名的「紐約中央公園慢跑者案」，5人被控強暴一名白人婦女；真凶於2001年落網，這5名黑人少年才終於在十多年冤獄後獲得平反。（Wikipedia）

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在情感上也是比較傾向「相信女性」的，但我認為在The Right to Sex一書裡，Srinivasan向女性主義者們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提醒。Srinivasan認為 ，「相信女性」這句口號最大的瑕疵，那就是它單獨只從性別的角度來思考議題。Srinivasan主張，在思考有關性騷擾和性侵害的「不實指控」問題時，我們有必要把種族的維度加進來思考。

Srinivasan指出，從1989年到2020年，全美國有147位男性被控犯下性侵害，但最後被證明是不實指控。「147人」這個數字並不小，但是在Srinivasan看來，這個數字真正的關鍵不在於大小，而是在於這個數字當中的種族比例。

根據2021年的統計，在美國人口當中，有一成多是黑人，有將近六成是白人，剩下的三成左右是其他種族。但是，在這147位遭到「不實指控」的男性當中，卻有76位是黑人，佔比高達52%。也就是說，儘管黑人在全美國的總人口數只佔一成多，但是卻有超過一半的不實指控案例，指控的都是黑人男性。

在書裡，Srinivasan還提供了另一項看起來更加驚人的數據：從2013到2014年，位在紐約州的柯蓋德大學（Colgate University），全校只有不到5%的學生是黑人，但是在這段期間裡，所有被指控性侵害的學生當中，卻有50%是黑人。Srinivasan於是向讀者提出了一個尖銳的疑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應該傾向於「相信女性」嗎？用這樣的方式提問，Srinivasan試圖向讀者揭示出的是：「不實指控」的問題，遠不僅僅是性別問題而已，它至少同時也是一個種族問題。

「相信女性」與「不實指控」：性別與種族交織的論辯

相較於美國的其他種族，為什麼黑人男性更容易被指控為強暴犯？根據Srinivasan的看法，這其實是來自於美國長期以來黑人被歧視的歷史。自從19世紀以來，美國的白人優越主義者便曾系統性地對黑人實施私刑（lynching）；而當私刑的受害者是男性時，那些實施私刑的白人優越主義者最常使用的藉口，往往就是那受害的黑人曾經強暴過或騷擾過某一位白人女性。

例如在美國民權運動的年代，於1955年遭到私刑的14歲黑人青少年Emmett Till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與紀念。而謀殺Emmett Till的兇手所採用的藉口，正是指稱Emmett Till在去雜貨店消費時，非禮了店內的年輕白人少婦──縱使至今並無任何證據指出Emmett Till的確曾經非禮那位少婦。至於兩位一度遭到逮捕的兇手，也在一個月後就獲得當地法院無罪釋放。

1955年，14歲黑人少年Emmett Till被指控非禮白人婦女，遭私刑凌虐致死。Emmett的母親Mamie Till（前排左二），在兒子的葬禮上哭泣。（Wikipedia）

正如Srinivasan所指出的，在#MeToo運動當中，最為著名的幾位受控者，包括Harvey Weinstein、Woody Allen、Kevin Spacey、Louis C.K. 等等，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都是白人，並且都是美國社會上有權有勢的名人。他們無一例外統統都否認自己遭受的指控，於是便有許多人開始探討這幾個案件會否其實是「不實指控」的案件。

然而在The Right to Sex一書中，作者Srinivasan所要提醒讀者的是，當我們把種族的維度放進到有關「不實指控」的議題裡面思考的時候，我們會發現，美國歷史上最頻繁發生的「不實指控」，多半都是發生在黑人男性身上的。然而，當主流媒體以及社會大眾在想像「不實指控」的案件時，他們腦海中出現的那些「不實指控」的受害者，卻往往都是那些有權有勢的白人男性。

例如在#MeToo運動中，最早被指控性侵的Harvey Weinstein，正正就是好萊塢影業裡的權勢人物，能夠決定許多商業電影的生死。當他被指控性侵之後，很多人質疑這是一場「不實指控」，但是後來，至少根據紐約州和加州法院的判決，Harvey Weinstein確實是有罪的。

在這裡，Srinivasan要問的是：我們究竟花費了什麼樣的代價，才換來了這一份伸張正義的判決？在書中，Srinivasan如此自問自答道：「這項判決是許多人流血流汗才換來的，其中包括獲得一項普立茲獎的新聞調查、一場大規模傳播的社會運動、一百多位站出來發聲的女性、六位願意出庭作證的女性」，才終於換回來Harvey Weinstein有罪的判決。

相較之下，那位在1955年遭受私刑致死的14歲黑人青少年，殺他的兇手們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恐怕就只是一個隨口胡謅的謊言而已。

2022年2月，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紐約出庭應訊。同年12月19日，正在服刑的他又多面臨了三項控罪。

難以解決但不能停止反思的女性主義課題

在我個人的女性主義閱讀史上，The Right to Sex這本書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那就是它用非常俐落的筆調，把許多女性主義史上的兩難糾結問題給梳理開來。在有關#MeToo運動的議題之外，書中還討論到了其他許多女性主義者們數十年來爭論不休的課題。

其中，最讓我揪心的當數下列這一類課題：「即使會讓最底層的性工作者陷入更深的困境，我們仍然應該立法懲罰性交易嗎？」、「即使會讓最貧窮的女性陷入更深的困境，我們仍然應該加重懲罰家暴相對人嗎？」，當然，還有以下這一個：「即使知道有更高比例的黑人會因為不實指控而受害，我們仍然應該提倡『相信女性』這句口號嗎？」

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常覺得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電車難題。雖然Srinivasan在書中提出的論點，我不盡然都能同意，但閱讀這樣一本回溯女性主義各流各派糾結立場的書，仍然使我感到安慰，慶幸我不是單獨一個人在糾結著這些問題。（完）

本文原為「衣櫥裡的讀者」Podcast節目〈59.【女性主義】#Metoo運動=不實指控？|The Right to Sex〉，歡迎聆聽音頻版本。

_{（附記：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已有繁體中文翻譯版，於2022年由大是文化出版，書名為《性的正義》。我在正文中刻意不提到這個翻譯版，原因是該翻譯版有許多編輯上的失誤，可能使讀者產生誤解，不建議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