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椒專欄：殺「自己的女人」不需要理由？從香港名媛案看親密暴力得到的社會寬容

背後沒有說出口的那句話是，任何像我們一樣的老實男人被逼急了，都可以變成殺妻犯。

活躍在時裝和名流界的香港女性蔡天鳳，於2023年2月21日被前夫一家謀殺一案，由於案件元素甚多，細節殘忍，因而遭到了兩岸三地乃至世界的關注。

隨著案情披露到現在，箇中細節和涉案人關係已為大眾所熟知；但恐怕也有不少人已經忘記，在案件曝光之初、信息不明朗時，僅憑幾張被害人照片和「譚仔媳婦」「名媛」的頭銜，大眾在並不知道任何內情的時候，憑空就案情有過多少想像。

大量的留言指責被害人為「整容臉」；其豪門太太的身份也讓評論者聯想豐富，將死者形容為費盡心機攀附豪門的拜金女。

香港警察於一處垃圾掩埋場搜查名媛蔡天鳳碎屍案的證據。（AP）

這種現象並非偶然：僅在半年多前，2022年7月，一名在IG上有頗多追蹤者的瑜伽教練於尖沙咀的酒店被前男友謀殺，在案情細節尚未公佈之前，已經有大量評論稱該名女性一定是性工作者，網絡至今充斥大量例如「瑜伽雞」一般不堪入目的評論，猶如其他大量女性指控性騷擾、強姦案件一樣，不少香港網民戲稱這些事都是「勞資糾紛」（意指女方性交易後因不滿報酬出現矛盾才選擇指控對方）。

「女性殺戮」已經平常到可以被輕描淡寫地開玩笑

女性殺戮（femicide）作為一個被提出多年的犯罪學概念，專門討論女性在世界範圍內更容易被謀殺、生命被隨意處置的問題；而親密關係中的女性被殺是女性殺戮的重要課題，可當它作為血淋淋的案例被呈現在社會面前時，大眾的反映卻如此稀鬆平常。

異性戀關係中的男友／前男友暴力殺害女性，這種案例實在太多，多到它成為被學術研究的門類，也平常到它可以在社會輿論中被輕描淡寫地開玩笑。

一些別的謀殺類型，如校園槍擊案，大多會被嚴肅對待，輿論會感知到剝奪人命的嚴重，也會在探討它的成因。而男友／前男友殺死女性，這種被專業學科被嚴肅對待的案件，在社會輿論中卻常常是輕佻的模樣，是女性受害人的活色生香和背後的無限遐想。

很多人聊到這種凶殺案，角度就和討論其他殺人犯時不一樣了。很多人關注的，不是這種殺人犯的暴力傾向、控制欲、扭曲人格──或者像討論其他一些殺人犯一樣追問：他們是什麼人？他的成長背景，他的家庭，他的教育，是怎樣的生命過程，讓他長出了這種會殺死親密女性的人格？這種人在社會中怎麼辨識？怎麼教育？怎麼避開？

不，社會對男人殺死女友這件事是那麼習以為常，這平常得好像家長里短。一種社會主流輿論是，不覺得這樣的男性變態（被認為「變態」通常是因為手法，比如碎屍，而不是「殺妻」本身），而是認為他這麼做一定有合理理由：

引爆2019年香港運動的陳同佳案，輿論答案「戴綠帽」；瑜珈教練是「勞資糾紛」；本案死者有任何資訊之前，先貼上「整容臉」的標籤，還有人在問，這個女的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沒說出口那句話是，如果是大陸人，被殺的原因我就找到了，被殺就合理了，我大概可以想像出來了，通常是她在謀求一些東西。

20191023-港女命案兇嫌陳同佳23日上午9時出獄，接受訪問表示，對不起社會，願意赴台「自首」。（美聯社 AP）

這套論述背後的邏輯是，一個男人為什麼殺死女友／前女友，原因是跟這個男人沒有關係的，重點是女人做了什麼。總之他會殺人，並不因為這個男性的人格、情緒、欲望如何，而是這個親密女性「越軌」到一定地步了。

這背後沒有說出口的那句話是，任何男人，任何正常男人，（任何像我們一樣的老實男人被逼急了），都可以變成殺妻犯，在那種特定情況下，我們男人殺妻，殘忍地殺死一個人，就會是一件可以被理解，甚至同情的事。

殺她的理由：我「擁有」的她失去控制

而怎樣的殺妻原因又是「合理」的呢？綜合此前的一些媒體和學者研究，女方出軌（含懷疑女方出軌）、想分手和不服從，是三個被殺的高發理由。這些男性有的甚至基於想像妻子出軌都能將之謀殺。

媒體引述了《暴力與受害者》期刊的研究，發現處在生育年齡的女性比過了生育年齡的女性更容易遭受暴力和殺害。進化心理學家大衛．巴斯提出的解釋是，這種病態嫉妒心與暴力，在一些男性看來，能夠挽回了「綠帽」的名譽損失，也給自己的競爭對手──另一個雄性造成巨大的代價，他付出大量成本引誘一個女人出軌，卻無法獲得後代。

男性將親密女性想像為佔有的物品，可隨意處置的特點，在這種「綠帽」型殺妻中展露無疑。中文世界中的所謂「綠帽」一詞基本為男性特有專用，專指並非失去愛人的悲傷，而是一種男性特有的、「我的女人」被其他男性染指的屈辱。

相對於女性被出軌時，更深更純粹地感受被背叛、被拋棄的傷心，男性被屈辱的悲哀，更多強調在自己的男性氣概被另一個男的羞辱，自己的東西被別的狗撒了一泡尿的屈辱。這種屈辱有本人的羞辱感，也有外界施加的略帶調侃的同情。綠帽屈辱背後邏輯是，女性作為男性的所有物，應當為男性所控制，男人如果不能控制一個女人，在性上被背叛，這在男性氣概上是無法容忍的。認同這種男性屈辱感的，無論本人還是外界，男人還是女人，都是厭女的。

而另外兩種高發的被殺理由，不服從（包括強勢、爭奪掌控權）和想分手，意味的也是男性對自己「擁有」的這名女性失去控制。

「所以男性也要多些被殺死才公平？」

案件發生後，端傳媒在Facebook列出了一組數據，顯示近十餘年香港的伴侶間謀殺案，男殺女的比例為87%壓倒性地高，這個帖子在幾乎沒有附加一句任何點評的情況下，引發了一眾男性的憤怒。「端傳媒一堆woke shit！」「所以要男性也多些被殺死才公平？」「香港男士被metoo的男女比例是100：0！」「你是不是想警告各位港女平時脾氣不要那麼臭？」

男殺女的比例高，數據符合世界規律，而但這個事實卻讓不少男性難以接受，這些人並不承認背後存在權力或結構問題，認為羅列一個單純的資訊就是在「抹黑男人」。

有不少反駁者會訴諸體力：如果男女體能一樣，比例還會一樣嗎？

這種假設是在說，並不是男的更容易殺妻，如果夫妻們體力值都均等，那麼男女都一樣殘忍，他們殺害對方的次數就均等了。這種想像沒有意義。

首先就難以證實或證僞，並且抽去了性別討論的前提：男女正是自身體不同、性行為的不同為原點，發展出結構和文化，最終導向了今天的權力不平等。這種假設，實際上是在抹去上面描述的種種社會氛圍對於男性殺戮女性的包容、習慣甚至鼓勵。

更簡單地說，這種假設在無視一個事實：在社會文化中，女性的生命並沒有男性珍貴，女性更容易被視作她配偶的一件東西，因此無論在社會文化還是凶手本人看來，殺死他自己的女人，比起其他類型的謀殺，都相對不是一件那麼嚴重的事情。從產生殺意到動手殺人，自然就是一個普通決定了。

女性殺戮（femicide）作為一個被提出多年的犯罪學概念，專門討論女性在世界範圍內更容易被謀殺、生命被隨意處置的問題。（Unsplash）

根本上，女性之所以更容易被男性、特別親密關係中的男性隨意殺戮，決定性的動因不在體力對比，而在於女性在社會文化上就被當成男性的物品，只要雙方締結了親密關係，一些男方默認自己可以對這個女性隨意處置，任意拿捏、管教、控制，甚至抹殺生命。

這甚至是一些男性集團互相認同、排名的指標：老婆聽話，管教得好，是男子氣概的體現，在男人集團中會得到尊重和佩服；老婆不服管教，怕老婆，則是屈辱，會被認為「不像男人」、「男人的恥辱」，受到男人集團的嘲笑和排擠。

這兩條紐帶，將「男子氣概集團」團結地綁在一起：一，將女性定義為可以隨意控制的物品；二，排擠各種定義上「不夠男人」的男性。

殺妻的男性，則是這種男子氣概認同受威脅下的極端狀況：不服從、想分手、可能出軌，都是女人竟然有了自主選擇、沒法管教了的表現，是他男子氣概面臨的最大危機。只有消滅這名女性，才能重現他的權威，同時也重獲他在男子氣概集團的地位。（在很多男性看來，殺死老婆的男人，肯定是比怕老婆的男人更「是個真男人」的。）

「有理由也一定在女性身上」

香港每隔一年或數年就報導出一樁高討論度的殺妻（殺女友）案。在今年的蔡天鳳案、半年前的瑜伽教練案、2019年陳同佳案之前，還有2018年的港大教授殺妻案，2015年的中大教授殺妻案。

而無論社會走到哪一年，人們都在以種種理由為男人殺妻尋找合理解釋：「蕩婦」、「悍婦」、想離開。這個男人他為什麼殺妻呢，好可怕！啊，原來是妻子出軌了啊。那沒事，很合理了。這個男人為什麼殺妻呢？啊，原來是因為妻子處處強勢壓他一頭，那說明問題了。

當然細想一層你會問，出軌、強勢、想分手，就足夠是男人殘忍殺害一個女人的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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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 Choi（@xxabbyc）分享的貼文

足夠了。主流社會輿論就是這麼回答的。法律說不容許，但對社會輿論來說，他們已經不需要去再深究這個男的了。陳同佳案就有很多人說，「一頂綠帽引發了社會運動」，如果不是因為逃犯條例的蝴蝶效應讓陳同佳引起了很多人的憎恨，同情他的人會有更多。

殺害父母的倫常慘案，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潛伏暗處的連環殺手，你會看到主流輿論對他們的成因錯愕且好奇。會有人走訪親友鄰居，至少寫一兩句，「他沉默寡言，老實巴交，看不出會做這種事」。人們在行凶者身上尋求答案。

但對殺妻者，他們不會。沒有人記得（甚至可能是沒有人提起過）瑜珈教練案的凶手有什麼性格和心理成因。殺了女友而已，就是這麼簡單，這需要什麼理由。有理由也一定在女性身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