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不只是政治操作：德國如何記憶「歷史的形狀」？

「當集體至個人都能對歷史警醒、將公義實踐於現世之時，那就再也不需要任何紀念碑了。」

二二八紀念日前夕，「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全體民間委員投書媒體，指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結束運作後，體制上的轉型正義工程進度不如預期而令人擔憂，盤點了移除銅像、修繕兩蔣陵寢、保留不義遺址與中正紀念堂轉型等事項，都不見行政院或主責部會表達立場。

如何處理銅像、陵寢、不義遺址乃至於中正紀念堂，都象徵台灣如何看待歷史、面對未來，世界上許多國家也都遇到形塑歷史記憶的難題。獲得2022年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的書籍《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引介了20世紀以來的德國，如何透過「紀念物」處理歷史、超克過去。

《不只哀悼》的尺寸有別於常見25開的書籍，而是一本16開、必須在書桌上才能攤平閱讀的出版作品，封面是凹凸不平的厚紙板，淺淺地烙上書名，像極了一塊紀念碑。作者鄭安齊正是從「紀念物」出發，討論德國各種紀念物的文化實踐。

「圍繞著紀念日與政治人物，『轉型正義』終於才又成為台灣幾日的輿情關鍵字。」二二八紀念日前夕的採訪，我很難不這麼感嘆。不過鄭安齊提醒：「我不是要講一個德國的模範生故事，也不是要台灣向德國學習，而是想要分享過程中的背景脈絡，理解其中的缺失與複雜度。」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作者鄭安齊。（害喜影音綜藝提供）

當紀念成為敵我對抗的工具

鄭安齊自2012年旅居德國柏林，曾就讀柏林藝術大學脈絡中的藝術研究中心碩士班，現為德國奧登堡大學藝術教育博士生，《不只哀悼》源自於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以「轉型正義中的文化實踐」為題的「現象書寫」研究案，內容曾在藝文媒體陸續刊登，最後才集結成書。

鄭安齊回想當時的起心動念：「申請到研究案的那一年是2018年，台灣正式成立促轉會，我當時想像此刻的台灣已經針對紀念物處理有所討論，屆時可以透過德國長久的經驗，認識一種觀看的角度，不只是描述物件的風格，而是能將不義的歷史事件轉換成一套文化形式與美學語言。」

「我想像得太樂觀了，事實上這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鄭安齊提到，《不只是哀悼》在2021年正式進入出版編輯工作時，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並不如想像中順利，為了與社會大眾溝通，書中加入大量圖表，詳盡地介紹每個紀念物設置的背景、反思、討論與公共批判。

台灣經常將德國視為轉型正義的典範，鄭安齊在書中就開宗明義指出，德國則是以「處理歷史」、「超克過去」等詞彙指稱，每個紀念物都涉及了如何選址、如何匡列紀念對象、如何回應當前的政治情勢轉變，「然而大部分的紀念物如果沒有民間的推動，政府不可能主動去設立。」

圖中紀念牌位於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紀念在該地被處決的荷蘭抵抗運動烈士。東德時期，相較於其他受迫害的群體，由政府主導創立的紀念館和牌匾特別強調政治犯。（Rex Germanus@Wikipedia/CC BY-SA 4.0）

鄭安齊指出，德國在戰後分裂為東德與西德，西德社會初期雖然堪稱支持「去納粹化」，但重大案件的審判引發爭議，又憂心影響舊菁英階層的利害關係，政府為在冷戰中團結社會力量與東德對峙，便逐步淡化了去納粹化、反省納粹暴政的工作。

柵欄與圍牆另一端的東德則將「反納粹」定調為「反法西斯」的主軸，紀念工作由國家掌握，率先重建了「布痕瓦爾」、「拉文斯布呂克」與「薩克森豪森」三大集中營紀念館，強調納粹統治下的苦難，在加害者與受難者都很模糊的狀況下，動員社會情緒，服務統治者的意識型態。

鄭安齊在書中就提到，紀念館雖然成為民眾接觸歷史記憶的窗口，卻對蘇聯勞改營迫害政治犯的行為絕口不提，「這些空缺的『鬥士』或『敵人』角色，『犧牲』與『自由』等定義，任由黨的政治需求而有被隨意詮釋的可能，紀念於是成為鞏固政權以及冷戰態勢下敵我對抗的工具。」

看來，由國家主導的紀念工作總是受制於少數人手中。直至1980年代，在全球社會運動的浪潮下，「由下而上的歷史」、「自己寫自己的歷史」的概念也傳入德國，西德出現了從事歷史調查的民間團隊，挖掘在地故事、標示歷史場址、組織行動博物館的工作才逐漸熱絡。

「由下而上的歷史」

「1980年距離二戰結束已經超過30年，德國的民間社會才開始全面動員，時間算起來和台灣解嚴或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至今的時間差不多，唯一不一樣的是，納粹已不活躍於政壇，而國民黨政權仍延續至今。」鄭安齊分析，社會動員的條件，恐怕得保留一段時間與心理距離。

民間的歷史調查團隊從鄰里訪查著手，而後才訴求保留蓋世太保遺址、設置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在政黨政治與民間團體互相角力的過程中，小至文字的一字之差，大至紀念物的設置地點、紀念對象與設置的先後順序都事關重大。

「猶太人」紀念碑在1998年決議設置後，納粹時期遭受迫害的同志、辛堤人與羅姆人（歐洲遊牧民族集團統稱），因身心狀況而遭納粹安樂死的受難者等各類受難者群體紛紛訴求設置紀念碑。於此同時，兩德統一後，東德政權留下的紀念物要留下、要遷移、要增補也都成為重要的工作。

「紀念的政治性無法迴避，因此必須把每一道程序、每一條規則拆開來看，讓大家充分表達意見，以採納而非排除為原則，也就是實質的民主參與。」德國不同的紀念物設置面臨不同團體的角力、執政勢力的更迭，但鄭安齊在過程中看見「實質」民主的重要性。

許多歐洲國家都有的「絆腳石」（Stolpersteine），紀念納粹時期受害者的名字。（Wikipedia）

鄭安齊在書中也分享有別於以群體為論述的紀念方式，許多歐洲國家都有的「絆腳石」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紀念文化工程。德國藝術家發起的「絆腳石」即是在一塊邊長10公分的正方形黃銅板，註明納粹時期受害者的姓名、出生、驅逐與死亡年份，鋪設在其生前居住的路面上。

巴伐利亞的「記憶之地」則是藝術家以80塊路標或廣告牌呈現現在與納粹時期的生活對照，例如寵物店的標示牌畫著一隻貓，反面則寫著：「猶太人不再允許擁有寵物，1942年2月15日」，鐘錶店的標示背面則寫著「猶太人禁止在晚間8點後離開他們的公寓（夏季為9點），1939年9月1日」。

《不只哀悼》中針對絆腳石與記憶之地的介紹是許多讀者印象深刻的章節。透過藝術實踐進入日常生活的文化工程，刻正展現了歷史上的不義不是在距離我們很遠的地方，「一旦有了深刻的關聯，歷史的距離就縮短了，才有機會認同這個議題。」鄭安齊說。

「不論是辨識受難的群體、指認受害的個人，重點都在於紀念工作不完全被國家所掌握，因為以「國家」為名的紀念，潛台詞仍然是要效忠國家，而正恰好是歷史上不義的起源。」鄭安齊特別強調，持續進行的考掘、研究工作，並不是在分裂社會，而是形塑強烈的目標與共同體。

轉型正義必須「拉著大家一起走」

德國的紀念物設置雖然透過各級政府出資、發包，事實上是由不同的民間團體不斷砥礪、提出建言，拉著大家一起走。鄭安齊表示：「政治與社會必須集體完成這件事，如果沒有一起動的話，不可能走遠，如何拉著大家一起走，教育與文化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法。」

透過德國經驗，鄭安齊指出「紀念」的內涵，以檔案考掘和歷史研究為始，凝聚紀念對象、紀念地點、紀念方式的共識，進而製作紀念物，完成後推廣詮釋與教育的工程同樣重要，「當社會自集體至個人，都能對歷史持警醒態度，並將公義實踐於現世之時，那就再也不需要任何紀念碑了。」

《不只哀悼》寫到：「大多數人所經歷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少數人經歷的受壓迫經驗，兩者之間的差別與張力，才是更主要的關鍵，甚至到了今日，這樣的經驗差別仍存在，也導致了後續對於歷史上政權的不同詮釋⋯⋯」

「華沙之跪」紀念牌匾。（Wikipedia）

二二八紀念日將屆，一張史稱「華沙之跪」的照片再度在網路上流傳：前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在1970年在訪問波蘭的行程中前往華沙猶太人紀念碑悼念，突然雙膝下跪，為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轉傳者訴求政治領袖學習德國承擔歷史責任。

同時，已經舉辦超過10年的「共生音樂節」，引來了「年年228真煩」、「還在228，台灣永遠把這事用在政治操作」等批評。在網路上轉傳照片、尋找典範時，嘗試在日常生活的人際連帶中發出邀請，一起面對不義政權帶來的創傷，更是德國經驗給人的啟發。（完）

位於台北的二二八紀念碑。（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