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麼潤？兩個中國青年的自白

「離散的命運悄然寫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肩上，這圖景和三年前的香港逐漸重合起來。」

近年，中國年輕一代的中產階級之間，興起了一種稱為「潤學」（runxue, runology）的海外移民焦慮。「潤」指的是逃跑、跑路──為了規避中共官方的敏感詞審查，網民使用與英文「run」同音的潤字，逐漸建立起一套有理論、方法論，甚至有實際案例分享和教戰守則的移民知識體系。

去（2022）年春天的上海封城，成了許多年輕人採取行動「潤」起來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據《經濟學人》統計，去年3月至4月，「移民」的搜尋次數在通訊軟體微信上暴增了四倍之多，微博上提及「潤」的貼文，高達七萬多條。

這些潤出去的青年，來自中國的大城市或小縣城，有些是80後，成長於中國網路環境相對自由開放的年代，見證中國的言論和政治環境逐漸收緊；有些則是90後，在「網路長城」的保護之下成年，卻因為某些契機重塑了自己的價值觀。

走走採訪了兩位離鄉背井的中國年輕人，讓他們訴說自己「潤」的故事：他們為何而「潤」？潤出去前後，他們又經歷了哪些掙扎和喜怒哀樂？

（編按：本文採第一人稱自述，為保留當事人原話，盡量不修改受訪者特殊用語，而以注釋說明其涵義。）

潤出去的中國青年。（插畫：李承祐）

「我是這麼幸運地逃脫了這樣的命運，但是我沒有辦法為那些本來跟我有相同命運的人做任何事情。」

──曉桐，90後，學生。座標：加拿大。

我現在人在加拿大上學，去年8月底來的，來半年左右，之前一直待在中國大陸。我現在生活比較單調，每天主要就是學習，沒有太多娛樂活動。來了之後，上學、生活等等的一切，都比我當初想像得要順利太多，沒有感覺到特別強的culture shock。

我還記得，我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到一個帖子，說女生要學會在生活中變成一個潑婦，才能夠去處理很多事情、爭取自己的權益等等。當時我就想，我要不要點進去學習一下？剛準備要點進去，我突然想到我不需要再學習這些技能了。

以前不管是什麼很小的事情，比如上網買東西、退個貨，還是辦護照、辦簽證等等，你總是要預備著跟人吵架。在這裡生活我不需要再提高嗓門，不需要扯皮，基本上你想要實現的事情，都很順其自然就達到了。

我其實並不是這一輪所謂的潤學冒出來之後，才有到國外定居移民的想法。

我出生在湖北，在北京上大學，在上海工作。我在上海工作的時候，我就很明確的知道我不會一輩子在這兒，我總有一天會離開這個地方的。當時我工作的環境特別多所謂的辦公室政治，勾心鬥角、拉幫結派，真的很難專心在工作上。我會因為工作不順心，到公司的洗手間坐在馬桶上哭，已經壓抑到了這種情況。

當時我就很想辭職，但是我心裡面很糾結，一直拖延。後來我媽就說，不管你之後要幹什麼，先辭職了再說，盡快遠離這種有毒的環境。所以我能夠下定決心出來，大概有80%的功勞是我媽媽一直鼓勵催促我，讓我趕緊出國上學。

我爸媽不是那種很傳統的中國人，他們都不是體制內的，對政府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從小的想法就不是特別主流。不過以前也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知道政府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大學之後，民主意識飛速啟蒙，才開始很明確地知道，我在這個地方可能沒辦法過上我想要過的生活。

我是2013年上的大學，上大學之後我就開始頻繁地上網衝浪。那時也是移動端（編按：手機、平板等移動裝置的app）發展最迅速的時候，信息傳播得更加快了；再加上大學還算是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所以我接觸到很多東西，像我們政治課老師就在上課放了六四的紀錄片。

我記得那一節課，老師在下課前半小時放了紀錄片，大家默默地看著，當時我沒有特別強烈的感覺，覺得這就是一個紀錄片而已。但是後來慢慢的，你會逐漸的在網上接觸到這些議題，看過幾次之後，才慢慢了解這些事情的全貌。

我能想到衝擊特別大的，應該就是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的時候。那時我人也正好在北京，天天看新聞就覺得特別憤恨，我的民主意識被澈底激發，看了很多《端傳媒》的文章，每天都在跟室友討論社會新聞，也包括女權主義相關的新聞。

2017年11月，由於一場重大火災事故，北京當局以「安全隱患排查整改活動」為由大量清拆群租住宅，這些住宅大多為外來務工者（即所謂「低端人口」）的住處。（AP）

曾經我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做？為什麼他們做出來的事情總是跟我想的不一樣？現在已經不會再問這麼多為什麼，因為一切非常符合他們（中共）一貫做事的邏輯。

上野千鶴子有一本書《始於極限》，我不知道你看過沒有？它裡面有一句貫穿的主題是「男的不行怎麼辦」。我覺得中國現在的環境也是這樣的。你知道「政府不行」，完全無能為力，也不可能改變它⋯⋯也許時間長遠一點會有一些改變，但是我很悲觀⋯⋯所以我做的一切決定，都基於「中國不行，中國政府不行」。

如果我在有生之年沒有辦法看到社會環境改變，我能改變就只有我自己──要不然我就徹底融入中國的主流社會，要不然我就逃走。

我看到貴州大巴事件的那天下午，就在家裡面嚎啕大哭。我覺得當年猶太人發生的事情，在中國是頻頻地在發生。比如當新疆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時候，我們大家沒有出來維護新疆人；之後不讓蒙古人上學、不能學習自己的文字，也沒有太多的人發聲；後來逐漸演變到全國上下都在忍受當時新疆人忍受了的命運。

怎麼說⋯⋯感覺好像是我們跟我們國家、我們政府、我們時代是互為因果，就是那樣的政權，塑造這樣的人民，這樣的人民又在進一步加強了這樣的政府。當時我就在想，我是這麼幸運地逃脫了這樣的命運，但是我沒有辦法為那些本來跟我有相同命運的人做任何事情。

有天我在我們學校的公交車站，看到了有關悼念烏魯木齊、白紙運動的海報，旁邊貼著古巴人反抗美國的海報、烏克蘭人抗議的海報，還有伊朗人抗議的海報，好幾個國家的海報貼在一起⋯⋯轉頭一看，又看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同學們很無憂無慮地在玩滑板，一夥人說說笑笑，我覺得特別割裂。

有時候會覺得我配嗎？我過上了我以前想像不到的這麼好的生活，但卻有一種很強的冒名頂替的感覺。與此同時，我沒有辦法跟中文世界完全割裂開，只要還在看中文新聞，還有朋友或者家人待在國內，我就我沒有辦法收起我的同理心⋯⋯我有同學是這樣的，他會跟我說「我都已經出來了，我不想再關心國內的事情，有什麼好關心的」。

但我是做不到的，還是很難放下。

潤出去的中國青年。（插畫：李承祐）

「為什麼在自己的故鄉，我們不能誠實且善良地活著？」

──風一，95後，海外白紙運動組織者。座標：紐西蘭。

（編按：本文採第一人稱自述，為保留當事人原話，提及「紐西蘭」時一律保留當事人用語「新西蘭」。）

我剛潤出去兩個月多一點點，我是11月初到新西蘭的。

現在的生活很充實，週一到週五白天會在幼兒園工作，週三、週四的晚上我會去酒吧工作5個小時，在酒吧覺得自己口語跟聽力都進步得很快。我昨天也面試了一份殘疾人社區的support work，如果接了這份工作，我應該就會把酒吧給辭掉。最基礎的服務行業工資都不會很高。

其實在接觸到這些（潤學）之前，我是一心想回國的。

在國外讀研究所的時候，香港鬧得很厲害，學校民主牆也有抗議活動。我印象很深刻，當時在課堂上，大家一起討論了香港的事情，一個香港女生上台做了presentation，下台之後就跟一個台灣女生抱在一起哭了。當時還不太懂，只覺得事不關己，我也就沒有做任何發言。

現在回想過來，覺得一切都make sense。

2021年研究所畢業之後，我去了一個某知名中國內地高校工作，主要的工作內容是跟教育部打交道。那時候我就感覺有一點看清中國大陸的政權──我之前從沒有想過中共在高校施展審查能施展得這麼細密。

比如外國人想要來大陸開會，包括香港還有澳門、台灣，全部都要做很細緻的報備跟背景調查；涉及到台灣問題，我們還有一本專業的術語告訴你要怎麼撰寫這些術語，怎麼發郵件要求對方修改各種與會信息。如果有NGO過來開會，還要跟公安部打招呼，再繼續報備，總之就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其實以前大陸高校辦國際會議的數量還是蠻多的，但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越來越少，因為很多老師覺得審查太麻煩，都不願意再辦了。

2021年底的時候，我在Tinder上認識一個朋友，他應該是我真正意義上的潤學啟蒙。他每天給我發很多這方面的消息，還有推特上各種「反賊」帳號，我就逐漸瞭解到我原來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年底的時候，我已經在心裡打算要出去了。

但緊接著過年之後，上海封控了。

2022年5月，疫情下的上海街頭。（美聯社）

當時在上海真的是太絕望了。上海政府是先封浦西、再封浦東，大家都沒把它當回事，我只買了一點點東西就開始封控，封控前面幾天我大概都是餓肚子的。慢慢的，小區裡有人組織團購，大概過了兩、三週，我才陸陸續續接到工作送的物資包，還有居委會送的食物，但是質量都很差。後來情況就還好了，不過每天早上6點都會有喇叭叫你下來做核酸，所以整個人的精神狀態都很不好。

上海封控對我是一個很猛烈的衝擊，讓我發生很大的改變。我當時聽了「不明白播客」，聽到了很多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事件，比如四川的什麼抗議、沉船的抗議⋯⋯原來以前發生過這麼大的事情，我竟然都完全不知道。

這三個月裡，大家都很努力自救，但還是有很多傷心的事發生在眼前，讓我覺得我們過去都生活在一個個被掩蓋的假象之上。比如當時很轟動的「四月之聲」對吧？當時各種刷屏，但也是無限的被審查，我就覺得即使在中國最自由的城市，上海也還是不能獨善其身。它不是一個絕緣體，如我以前想像的那麼自由。

後來我申請新西蘭的working holiday visa（打工度假簽證），過程也很一波三折。我為了得到簽證名額，要在兩週之內遞交雅思成績，但是上海正在封控，我就通過朋友找到了黑車，把我假裝成當時那種送生活物資的工人，花5000塊錢把我拉到杭州，在杭州隔離了14 天⋯⋯結果杭州的學校要求帶本地的戶口本才可以去考試，我又從杭州坐飛機，最後在成都考了雅思。

過海關的時候，我被查了手機，他翻了我快10分鐘的手機。之前我看小紅書上很多人都被看手機，以防萬一，我就把Instagram、推特之類的全部都卸載，過了海關後再下載。

你知道之前很火的烏魯木齊燭光集會嗎？其實我跟幾個朋友組織了新西蘭的烏魯木齊燭光集會，沒想到當天來了這麼多人⋯⋯300多人吧，連新西蘭的本地電視台都過來了。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辦這種集會，當時我穿了一件連帽衛衣，戴了口罩遮住臉。在籌備這個集會的過程中，有很多人過來幫忙打印海報，又幫忙佈置現場，一呼百應。我也通過這個集會認識兩個關係很不錯的朋友。

2022年12月，在紐西蘭的中國人發起烏魯木齊燭光追悼會。（受訪者提供）

不過也有那種在朋友圈罵我的。之前中共20大第一天，朋友圈全是紅色的，我就發了一條「紅色濃度過高」這種comment，然後就有人在朋友圈罵我是狗漢奸，讓我快點滾出中國。我覺得小粉紅的比例還是很多的。

因為動態清零這件事，我還跟之前一個關係很好的朋友，在群裡撕逼（編按：互罵）了。他現在是公務員，說他很支持動態清零政策，覺得這樣很好，我就說他是防疫愛好者，他就質問我說這話有什麼目的⋯⋯。其實如果不談政治立場，可以相處得很好，但是一政治出櫃，可能就沒辦法再當朋友了。

從下決心潤出來，到最後拿到身分的過程其實很漫長，甚至很磨人，需要一些勇氣和決心。我飛新西蘭的前一天，在上海見了另一位即將來新西蘭的朋友，他當時寫了一段好長好長的文字給我。

他說：「為了在精神園地裡坦然無愧地面對真實世界，我們每天不得不做一個賽博空間的異鄉人。⋯⋯做出選擇的勇氣固然無限大，在『尚且有得選」的基礎之上，能追求到自由固然無限好⋯⋯」

但是他也發出了一個疑問：「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我們要遠離自己的家鄉？為什麼在自己的故鄉，我們不能誠實且善良地活著？離散的命運悄然寫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肩上，這圖景和三年前的香港逐漸重合起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