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歸京記：從封控到放開，一個北京人的日常觀察

國外的歡樂熱鬧，和國內封控的緊張，形成了一種黑色幽默的對比。

生活在台灣的北京人最近常常會被問到的問題是：「你們那裡疫情很嚴重吧？」

恰好我不久前才從北京回來，那一趟旅程是自三年前疫情從武漢爆發以來，我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鄉，經歷了一段前所未有、令人銘記的旅程。趁著腦中的許多記憶仍然鮮活，寫一篇短文，以為紀念。

那是在去（2022）年9月底，從桃園機場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第一次的「疫情文化衝擊」就是從此開始的。

在桃園機場辦登機手續的櫃檯，我先是見識到了「健康申報碼」等種種之前從未親自經歷過、中國特有的手續要求。登機後，每人還得到了一個中國製的N95口罩。在世界已經逐步恢復正常秩序的當下，拿著一個N95口罩，置身於一種人為的「如臨大敵」的緊張氣氛中，我怎麼也緊張不起來，倒是一直想笑。落座後，發現空勤人員都是穿著防護服。疫情第三年，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了傳說中的「大白」。

入境：漫長的等待

飛機降落北京後，真正令人緊張的一段才開始。

當時的入境隔離規定仍是7+3，也就是在隔離酒店住七天，再回家隔離三天。經過漫長的等待，我們的大巴車終於駛出機場區域時，我看到以往繁忙的首都機場周圍佈滿了鐵絲網、路障，彷彿置身於「生化危機」或是「侏羅紀公園」的電影場景裡，給人一種亦真亦幻的感覺。

在鳴笛的警車的護送（或押解）下，我們的大巴車一路飛馳，此時的天已經黑了，大巴車還是不見有進城的樣子，一直待在四環路的快車道上飛奔，我打開手機地圖，跟著手機衛星定位，思考著隔離地點的可能方位。最後大巴車停在了離市區很遠的一個隔離酒店門前。

停車後，大家依然只能等著。

北京機場周圍佈滿了鐵絲網、路障，彷彿置身於「生化危機」或是「侏羅紀公園」的電影場景。（作者提供）

「大白」把所有人的行李都仔細消毒了一番，此時已是晚上9點多了，又過了一會兒，幾個工作人員上來，給所有人發了一張通知單，上面有一個付款二維碼，先付錢的人可以先下車──經過了六小時的等待和焦慮折磨，「先下車」這三個字有著很大的吸引力。同車的一些台灣人沒有微信支付、支付寶，要求用現金或信用卡支付，結果被告知要繼續等著，最後再辦理他們的要求。

交過了錢，拿到自己的行李箱，一個「大白」帶著我進入到了溫泉酒店裡面。很顯然，溫泉酒店已經變成了專門的隔離酒店，樓道四周、四壁都被包上了塑膠布，地板上鋪著薄薄的一層木板，上面有一層酒精噴灑過的厚厚痕跡，彷彿走在白色的鹽鹼地上一樣。

大白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著。他們的話都很少，好像外面入境的人都是確診病患一樣，唯恐避之不及，只要我們一開口說話，就會有一個背著酒精噴頭的人對這說話的區域一直噴酒精。

但不管怎麼樣，經過快八小時的消磨和等待，我總算看到隔離的房間，懸著的一顆心也踏實下來。房間條件不錯，空間挺大，接下來的七天就在這裡盤算著日子，想想之後出去了要做什麼、吃什麼等等。

北京日常：防疫成為儀式，封控引發對立

七天隔離後，我如願回到了和家人、朋友一樣的生活環境，也終於和故鄉這裡的日常生活有了疫情後的首次接觸。我這才恍然大悟，和隔離酒店相比，這是另一個世界。每隔幾天要做一次的核酸檢測原來是那麼的「溫柔」，和隔離酒店裡的緊張氣氛明顯不同，說是上喉嚨的採樣，其實只是在舌頭上象徵性地蹭一下。

見識到疫情中的北京，自然就發現北京的狀況其實和台灣相反。

在北京，政府層面的要求極其嚴格，但是一般的市民並沒什麼「防疫意識」；在台灣的公共場所，可以見到市民自覺戴上口罩，甚至在捷運上、電梯裡給不好好戴口罩的人施加「隱形道德壓力」。

這在北京的普通居民區裡是根本看不到的。居民區裡，大家排隊做核酸的時候，周圍的大叔大媽常常不帶口罩，前後鄰居熱絡地聊天，還有人大聲地打電話聊天或是抽菸，一個激動處，就「噗」的一聲對著旁邊的草叢吐出一口痰。我感覺這裡每日的消毒、戴口罩（故意戴比較鬆，邊緣卡在鼻孔而不是鼻梁上，只為應付檢查）、進入一切公共場所的掃碼測溫，都只不過是心不在焉、習慣成自然的配合演出而已。

偌大的故宮太和殿廣場上，遊人稀落。（作者提供）

記憶最深的，是在偌大的故宮太和殿廣場上，開闊的露天空間裡，一個人站在這就像是一個小米粒一般渺小，既沒什麼遊人，也沒什麼消毒的實際意義，但卻能看到工作人員機械地「照章辦事」，一副poker face，面無表情，規定時間一到，就在經過的路線上噴幾下酒精，這就算是完成了一件工作任務。

在我住的小區，以60、70歲的北京大爺大媽數量居多，他們很多人對嚴峻的就業形勢根本不關心，一般人沒有買賣生意，樂天知命，沒有高不可攀的追求，有基本退休金保障。而且，北京的肉蛋蔬果價格相較於台北而言可謂低廉，足以讓大部分北京市民不擔心基本生活。這一部分人並不覺得清零有什麼不好，再加上多數人獲取信息的渠道是單一的，他們甚至覺得可以永遠這樣防疫下去，因為防疫日子「過得也挺踏實的」。

這群安逸的大爺大媽，和年紀較輕的一群──尤其是外來的「北漂」奮鬥者，有孩子要養、有房貸的人們──形成尖銳的對比，甚至可以感覺到兩群人的對立。只要稍微敏銳一些，就能感覺到兩種不同的期待瀰漫在空氣裡，比如在公共汽車上，稍微一些瑣事就會引起兩種論調的爭執，這在以前的北京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我身邊的朋友、家人，基本上都持有一種等「二十大」平安開完，就能逐步放鬆管控的期待。

最後一根稻草

我回到家鄉的前半段時間，基本上就是在北京城裡享受這樣一種不正常的「基本正常」生活。雖然種種掃碼規定的確很煩人，但是身邊的大家都早已經習慣了，所以不便好像也不顯得有多麼不方便。

這段時期，北京的公園、博物館、街巷胡同裡都沒什麼遊客，我抓緊機會去了很多地方。每天陪伴家人逛公園，走訪古蹟名勝，吃好的喝好的，逛菜市場，感受北京的物價變化。雖然已經比三年前漲了很多，但相比台北仍舊是便宜的。

但在這段很過癮的「偽退休生活」中，我也能隨處發現，很多店面空了，好幾家之前喜歡的餐廳倒了，路邊的店面一批一批的換。很多人說，在北京做餐飲，三年以上就能算是老店了。以我家樓下的十家餐廳來看，疫情之前到如今，幾乎所有店面都已經換過一輪了，有兩三家甚至換過兩次了。

在北京做餐飲，三年以上就能算是老店。（作者提供）

這段時間裡，我也去了數個舊城胡同裡的老建築，包括數個明代修建的古蹟清真寺、皇家的印製佛經的經廠、清末民初的洋式建築等等。我在這些從小長大、穿行的街巷中，有些悲愴地用腳步和照片記錄，因為當時並不知道清零要多久，下次什麼時候能再回來看到。

但出乎意料的是，接下來的劇情發展急轉直下──新變種迅速傳播，卡達世界杯的盛況開幕，國外的歡樂熱鬧，和國內今天封這裡、明天封那裡的緊張，形成了一種黑色幽默的對比。所有人都透過電視轉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就像是外太空般遙遠。

這讓本就已經被壓得喘不過氣的大部分人失去了耐性。有越來越多的人對無休止的封鎖小區感到厭煩，這時候又趕上了幾乎所有的餐廳都又一次關門，很多人被封控在家，甚至沒法去上班，沒法去醫院看病。

我的一個醫生朋友，在西北的二線城市裡有著受尊敬的地位和非常不錯的收入，但即使是他這種不那麼急迫的人，甚至也為了躲避封控，不遠萬里，像是電影《肖申克的救贖》（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台譯「刺激1995」）的情節一樣展開了逃亡：因為單元門被鎖死，他在凌晨四點把大樓走廊的通風窗卸下，爬出單元樓，背著背包躲在地下道，一直等到天亮。

這時候，明顯能感受到全社會的躁動已經瀰漫開來，再封下去已經沒意義了。最終，那一根稻草讓清零政策突然放開。所有人都沒來得及歡慶，找親戚朋友吃吃喝喝，就紛紛染疫生病。後來的故事就和時下的新聞報導差不多了。

所幸我家，我身邊的朋友都沒出什麼狀況，紛紛康復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