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娪嫣專欄：少子化卻遺棄大量孩子，南韓揮之不去的「嬰兒出口國」烙印

國家出口嬰幼兒，是因為把社會問題輸出國外，遠比親自處理弱勢家庭困境簡單。

南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正在重新審視一段國家黑歷史。1950年代迄今，南韓共將20多萬名兒童送往海外，是西方國家領養的主要來源之一，更被刻上「嬰兒出口國」的烙印。最近，被領養到丹麥、瑞典、美國、比利時的韓裔人士，陸續呼籲調查海外出養過程發生的誘拐、脅迫、賄賂等不法行為。

9月，近300名丹麥韓裔人士要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全面調查當年跨國出養的過程，並指控南韓收出養機構為賺取媒合費用，捏造了他們的出生資料。12月初，幼年時期被出養至瑞典的韓裔人士也組織向「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提交申請，呼籲揭開軍事獨裁政權侵犯兒童權益的真相。

這些受害者的經歷相當駭人：長大試圖尋找原生家庭，卻發現領養文件有許多資料都是錯誤或捏造的，像是記錄不正確的出生姓名、日期、地點或親生父母個資。有些受害人根本不是「孤兒」，他們的父母只是因為一時經濟壓力將其送往育幼機構，從未同意出養。還有受害者因為走失被送到育幼院，卻在不到一個月內被送上飛往遙遠國度的飛機。

近十年來，多項調查與研究表明，由南韓軍政府主導、在1950至1980年代達到高峰的海外出養業務，實際上是為了清除混血兒、非婚生子女、貧困兒童的反人權手段，國家還每年因此賺取至少2000萬美元（約新台幣6億元）外匯。

長期研究此議題的瑞典籍韓裔學者赫比涅特（Tobias Hübinette）指出，南韓有關機構把它當成一門成熟「生意」，經常偽造兒童身分、銷毀原有身分證明，徹底抹去兒童與原生家庭的關聯。赫比涅特也是受害人，7個月大時被送到瑞典，領養文件上的韓文名字「李三乭」（Lee Sam-dol）不是親生父母賦予的，而是出養過程當中被隨便取的。

跨國出養受害人紛紛回到南韓，高舉「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標語譴責政府。尷尬的是，對這個以輸出「韓流」為傲的國家來說，即使現在已經是世界第10大經濟體，它仍然是出養兒童的主要來源。

根據國際社會服務（ISS）組織及南韓衛生福利部統計，2020年南韓是全球第三大出養來源國，共媒合266名兒童送往海外，而且當中99.6%是被單親生母出養。也就是說，儘管南韓最大的人口問題不再是貧困兒童，而是少子化，但是單親媽媽與她們的孩子仍然是社會上最無助的族群，以至於被迫骨肉分離。

永遠的異鄉人

許多單親媽媽放棄撫養，無非是希望孩子遠離歧視環境，到生活條件更優渥的家庭展開新生。但撇除對歐美民主的嚮往，在跨國收養的脈絡下，這20多萬名孩子實際上是被迫失去原生家庭、母語與文化，即使長大後回到出生地尋親，也難以找回認同感，因為他們雖然長得與周遭的南韓人一樣，但在文化上是只會說外語的「白人」。

黃皮膚的臉孔在白人為主的社會長大，面臨種族問題，質疑自己出身、害怕再被拋棄的恐懼。1983年生於南韓、3歲時被跨國領養的戴維森（Kyung Eun Davidson）告訴韓媒，幼年失去家人與熟悉環境的痛苦，使她很難與人建立持久依戀關係，「我總是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信任別人，因為我總覺得他們會離開我。」

私人媒合機構對養父母審查不嚴謹，也讓孩童面臨暴力風險。另一位受害人李高美（Kaomi Lee），1970年生於南韓，6個月大時被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牧師夫婦領養，11歲時遭養父性虐待。2015年，她聯繫收出養機構「霍特國際」（Holt International），描述自己在領養家庭受暴的經歷，並呼籲媒合過程注重兒童權益，卻收到「霍特國際」創始人女兒瑪莉霍特（Mary Holt）令人難堪的回覆。

「她告訴我『1970年代，南韓有很多孩子都餓死了，我們應該慶幸能活著。接受良好教育、擁有像樣的工作，難道不好嗎？』」李高美向韓媒說道：「原來，與我受到的教育以及職業相比，我因收養而遭受性虐待、一輩子承受苦難的事實根本不值一提，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聽到偏離他們事業理念的故事。」

現在她是一名新聞記者，經營Podcast節目ADAPTED，長期訪問與介紹被跨國領養的韓裔人士過著什麼樣的人生、對出生地南韓又懷抱著怎樣的複雜情感。「我父親是牧師，在社區裡德高望重，我從來都不敢把秘密告訴母親。從小就看到人性陰暗面，對我產生很大影響。然而我做Podcast時，聽了其他被收養者的經歷，才發現曾遭受養父母性侵的人不是只有我，」她說道。

2022年11月15日，丹麥韓國人權利組織的律師兼聯合創始人穆勒 （Peter Møller）代表300名丹麥韓裔人士向南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遞交文件。

被輸出的「社會問題」

南韓跨國出養歷史始於1950年代，當時韓戰嚴重破壞南韓經濟，北韓則因為與蘇聯、中國結盟，經濟成長快速，人民生活水準普遍優於南韓。從李承晚、朴正熙到全斗煥政府，當局都為了統戰需求和維持單一民族國家狀態，而鼓勵將大量孤兒、美韓混血兒送往國外領養。

高官核准的大型領養機構深知有利可圖，爭相從醫院、孤兒院、低收入住宅區帶走嬰幼兒。海外的養父母僅需憑文件和照片，就可以選擇一個孩子收養，無需親抵南韓。孩子在絲毫沒有選擇權的情況下，就被送往陌生國度、陌生的家。

跨國收出養的現實是，接收國通常因為經濟發達、社福制度完善，而幾乎沒有孩子可供領養；來源國願意出口嬰幼兒，則是因為把社會問題輸出國外，遠比親自處理弱勢家庭困境簡單。

南韓機構為盡可能把孩子送往國外，而完全迎合西方對孩子的需求條件──他們擅自更改孩子的出生年份，是因為發現年紀越小的兒童，越多人想領養；他們捏造走失兒童的身份與家庭狀況，是因為知道西方人基於做善事的心理，更傾向領養「孤兒」。

赫比涅特多次在研究發表中批判，儘管中國等其他國家也輸出如此大量的兒童，但南韓跨國出養在官方包庇下形成產業規模，將本國公民商品化「賣出」，達到消除過剩人口、賺取外匯，同時與西方接收國建立政治聯繫的目的。

1990年代，赫比涅特身為少數批評跨國領養的學者，曾與一些南韓官員談及輸出兒童的問題。他表示：「當時還有一些重要人物參與跨國領養鏈，他們一直都知道情況，這基本上是官方政策，而不是什麼秘密。」

南韓跨國出養歷史始於1950年代，當時韓戰嚴重破壞南韓經濟，當局都為了統戰需求和維持單一民族國家狀態，而鼓勵將大量孤兒、美韓混血兒送往國外領養。（Unsplash）

21世紀獨自撫養孩子的困境

1988年南韓為舉辦漢城奧運，開始極力抹去「嬰兒出口國」的烙印。1998年，時任總統金大中向29名被收養者道歉：「我為你們長大成這般有成就的模樣感到驕傲，但同時也為你們所受的所有痛苦感到無比遺憾。這些年來，約有20萬南韓兒童被收養到美國、加拿大和許多歐洲國家。想到我們不能自己撫養你們，不得不把你們送去國外，我感到很痛苦。」 

2011年，南韓修訂《特別收養法》，規定國內收養優於國際收養；2013年再度修法，將跨國出養交由家事法庭裁定，結束逾半世紀由私人機構掌控棄養兒童監護權轉移與移民手續的作法。但這些改變終究是治標不治本。南韓父系文化重視血緣，國內收養風氣不盛，近幾年每年都有約200名幼兒等不到國內家庭收養，被送往海外。

南韓單親媽媽獨自養育孩子為什麼這麼難？對這個社會來說，非婚生子女幾乎是不該存在的存在。截至2020年，南韓的非婚生子女比例為1.9%，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40%形成鮮明對比。

今年在南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高中生爸媽」，讓更多人看見勇敢生下孩子、盡力付出母愛的年輕媽媽，正面臨著什麼樣的殘酷現實。除了社會偏見、家人的不諒解與責罵之外，大多數年輕的單親媽媽還陷入失學、貧困的惡性循環，而且為照顧孩子或申得補助金，她們往往無法找到穩定工作。

根據2018年官方數據，南韓單身母親月收入低於100萬韓元（約新台幣2.3萬元）的比例為43.4%，與2010年的43.2%相比，絲毫沒有改善。貧困也使得這些產婦難以去醫院回診，孕期或產後調理不力導致憂鬱症，從而影響她們和新生兒的健康。母愛並不足以支撐單親媽媽度過所有難關，「高中生爸媽」當中有一些來賓最終因為經濟、心理健康問題，放棄撫養孩子。

南韓的非營利組織，例如「單親媽媽中心」以及教會設置的「Baby Box」，成為接住無助母親與孩子的最後防線。2010年至今，「Baby Box」儘管被批評「泯滅人性」、「鼓勵棄嬰」，仍然緊急救助了至少1995名棄養嬰兒。

事實上，台灣每年同樣有上百個孩子被送往國外，甚至發生單親媽媽殺害孩子的慘劇，而人們對這類社會事件的評價卻往往是「沒有錢就不要生」。

所有懷孕和分娩都應得到祝福。在少子化時代，一邊高談闊論生育與撫養孩子是多麼寶貴，一邊踐踏單親媽媽的尊嚴和人格，是最不必要的。尊重婦女每一個生育或不生育的決定，建立一個尊重所有家庭型態、讓孩子都能得到良好養育的社會，才是應該有的態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