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選凝專欄：她們如何引燃好萊塢#MeToo風暴？《她有話要說》拍出女性互助的力量

在絕大部分人觀念裏，演藝圈性侵是小報桃色新聞──這恰恰說明了拍攝這部電影的重要性。

2017年10月，《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一篇由記者Jodi Kantor和Megan Twohey撰寫的調查報導，揭露好萊塢著名製片人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自1990年代起對女性的性侵惡行，以及曾被其侵犯的女性所接受的補償協議。報導刊出後，超過85人最終站出來指控溫斯坦的不當行為，其中包括多位好萊塢一線女星。而電影《她有話要說》就是講述這篇引燃#MeToo運動在全球遍地開花的報導的誕生過程。

改編自Jodi Kantor和Megan Twohey合著的《性、謊言、吹哨者》的《她有話要說》，會入選美國電影學會（AFI）2022年度十佳影片，完全是情理之中。#MeToo運動至今五年，終於有了一部回過頭去呈現溫斯坦事件當初是如何被艱難揭出的電影，如果沒有兩位女性記者的那篇報導，很可能後來#MeToo的燎原之勢根本不會出現，足夠重要的題材，賦予了該片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該片的出品公司是曾製作過《自由之心》、《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等奧斯卡最佳影片的「B計畫娛樂」，公司老闆是布萊德彼特。他的前女友葛妮絲派特洛和前妻安潔莉娜裘莉都曾在#MeToo運動中指控溫斯坦性騷擾，而他本人在1990年代就曾為葛妮絲揮拳警告過溫斯坦，所以外媒有評論認為，對彼特來說，投資拍這個故事於公於私都很重要；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彼特作為好萊塢結構裏「沉默的共犯」的一種「自我洗白」。

她們執筆對抗結構之惡

《她有話要說》的力量來自兩個層面：首先是調查報導的力量，其次則是屬於女性的力量。

即使許多影評都認為該片的結構太過工整，但這依然是一部對新聞從業者來說無法抗拒的電影。Jodi Kantor和Megan Twohey的報導，意義絲毫不亞於當年《華盛頓郵報》記者對「水門案」的調查，且相比政治醜聞，溫斯坦這種「掠食模式」的性侵事件背後，所涉及的真相舉發過程更為困難。

如同片中對白所說：讓女性開口講述自己被性侵的經歷太難了。更不必說就算女性願意講出來，也不見得能作為加害者犯行的證據，甚至有受害者帶著竊聽器錄下性騷擾的全過程，都不能成功指控。

但調查報導的意義，正是在「公開的秘密」裏找到事實證據去挖掘真相，亦即以「核實報導之筆」對抗「龐大複雜性侵害共犯結構之惡」──這個過程並不像它聽上去那麼激動人心充滿光環，反而是複雜繁瑣、四處碰壁、讓人非常沮喪的。所以當有論者說該片拍得不夠精彩、平鋪直敘就像紀錄片時。更值得討論的其實是：對於這種性侵事件的報導過程，大家期待看到怎樣「精彩」的改編？

引用一句我很認同的豆瓣短評：「同類題材的《驚爆焦點》從未因為循環往復的調查取證而被冠以無聊，因為兒童性侵是嚴肅的法律問題，而《她有話要說》被指平淡，是在絕大部分人觀念裏，演藝圈性侵是小報桃色新聞──這恰恰說明了拍攝這部電影的重要性。」

2022年2月，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紐約出庭應訊。同年12月19日，正在服刑的他又多面臨了三項控罪。

在溫斯坦事件裏受害最深的，並不是演藝圈頂層的女明星們，而是曾為溫斯坦工作的製片助理和其他Miramax的女性雇員。這也是Jodi Kantor和Megan Twohey進行調查的切入角度：如果有話語權的好萊塢女星都會被侵犯，那麼結構性的「性掠食」一定曾在更大範圍內發生。

她們找到了那些不被看見且沒有權力的女性，幾場和受害者對話的戲都讓人過目不忘，有人無法開口講述細節，但說自己等這一刻已等了25年；也有簽了和解協議的受害者說這是一個保護施虐者的制度──就算自己想和治療師或會計師談論當時發生的事，都必須經過Miramax的同意。

蒐集資料、核實信息、探問制度裏方方面面的漏洞，才能回答為何溫斯坦的性侵模式可以一而再再而三重複。有些細節看似和事件本身無關，卻也無形中助長了性不當行為。譬如Megan Twohey 致電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工作人員，針對申請工作的女性無法查看雇主在性騷擾方面的紀錄提出質疑，對方說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你應該去找高層談。充滿官僚氣質的政策和機構提供保護的初衷完全相悖，而正因為整個社會系統裏有太多政策或慣習層面的不合理之處，溫斯坦這種慣犯才能不斷利用漏洞免受懲處。

調查報導的難度是在宏觀結構和微觀事件間建立縝密又無懈可擊的因果關係。而產出一篇符合《紐約時報》標準的報導，不只需要有幾十年裏受害者遭受騷擾、攻擊、強姦以及多次和解的記錄，且每一個事實的信源都要反復核查。

現實中的Jodi Kantor和Megan Twohey曾不斷強調：她們能完成這篇報導不是理所當然的。最終實名站出來指控的受害者，是站在堆積如山的證據之上。所以整部電影最令人鼓舞之處也是「重見」調查報導的價值。我們看到了一篇嚴謹報導如何運作的全過程，以及背後新聞機構所提供的資源乃至法律團隊等各方面協助。

而媒體在溫斯坦事件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自然也不只歸功於《紐約時報》。身為六屆奧斯卡最佳影片製片人的溫斯坦，是好萊塢最位高權重的人物之一，無數人曾嘗試揭露他的惡行未果。

片中一帶而過的《紐約客》刊登的那篇溫斯坦調查，在HBO紀錄劇集《Catch and Kill：The Podcast Tapes》裏有更完整展現（該片用到的一些錄影和證詞也是出自Catch and Kill）。徹底扳倒溫斯坦的過程裏，其實有多位調查記者多年來的跟蹤研究與默默付出的努力。而2017年10月《紐約時報》和《紐約客》同時發佈重磅調查所發揮的加成作用，無疑共同推動了#MeToo運動。

「妳和妳先生都在趕稿時，誰來準備晚餐？」

飾演Jodi Kantor的Zoe Kazan在接受《DEADLINE》採訪時說，她父親最喜歡這部電影之處在於展現了「女性有時候必須做很多工作之外的努力。」而她在準備這個角色時，也曾詢問Jodi Kantor本人：你和你先生都在趕稿時，誰來準備晚餐？誰來照顧小孩？這些對女性記者真實生活細節的呈現，是《她有話要說》在女性力量層面的獨到展現。

《她有話要說》（She Said）電影劇照。（AP）

同類調查報導題材的電影，像《驚爆焦點》和《郵報：密戰》的人物塑造都側重於集體群像，但《她有話要說》卻讓我們看到了非常女性個人的困境，譬如產後抑鬱、在帶娃和工作之間的焦頭爛額。

即使片中兩位女主角的老公在男性裏都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但女性仍會因為生育、因為工作中的突發狀況，面對許多孤獨、絕望、只能自己去消化的崩潰時刻。誠懇展現的意義恰恰是讓更多人能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我被該片觸動的時刻反而不是最被稱頌的片尾那段平行蒙太奇，而是在Megan Twohey產後抑鬱狀態最差的時候，她的女性主管問她「工作會讓你感覺好一點嗎？」現實中，Megan Twohey和飾演她的Carey Mulligan都曾經歷產後抑鬱，能關注到這種和劇情主線看似無關的細節，是該片對女性真正的尊重與共情。

女性之間的互助，則是該片既柔軟又深刻的力量來源。一方面當然是兩位女記者在完成報導過程中的互相協助，更深層的girls help girls則是她們要如何獲得女性受害者的信任，讓對方相信發聲真的有可能改變一些事，而不會不了了之。

在電影裏只有幾個關鍵段落去呈現與受訪者建立信任的過程，但能夠讓人信服，在於兩位主演戲外做了充分的功課。Carey Mulligan就說她非常敬佩現實中Megan在採訪關係裏所投入的非同尋常的同理心與體貼。而Zoe Kazan則認為Jodi和Megan寫這篇報導的初衷，是希望杜絕所有可能發生極端性騷擾事件的工作場所再出現此類情形，而不只是要扳倒溫斯坦一個人。

是這種希望徹底摧毀一個「保護加害者」的系統的強烈願景，說服了女性受害者願意坐下來講出自己的創痛，甚至實名進行指控。Jodi和Megan讓她們相信「只要我們攜手，就可以帶來改變」，所以很多人願意成為最勇敢的自己。而她們選擇勇敢，也是因為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的女性，就像其中一位受害者所說「我不希望我的三個女兒長大被這樣對待，認為被性侵犯是司空見慣的事。」

許許多多女性的決心和勇氣，凝聚在這篇報導中，賦予了它在全世界範圍內幫助更多女性的力量。#MeToo運動迄今為止五年，至少已幫助了不少有類似遭遇的女性明白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不是「自己的問題」，也不是「你情我願」，是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之下的性剝削和性犯罪。看這部電影的過程，我們會更意識到這個過程中的一點點微小推進，需要多少女性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實現。

而在這個男性聲音不絕於耳的世界，讓「她」說出她想說的話，自然尤為重要。由「她」說出改變她一生的傷害，由「她」執筆完成她們對系統的反抗──《她有話要說》讓我們再一次確信，女性互助的力量可以改變世界。而從女性觀眾的角度而言，我並不認為該片的處理方式太平淡，反而只會覺得它出現得太晚。（完）

《她有話要說》的原型人物與主演合照，由左至右為：Jodi Kantor、Zoe Kazan、Megan Twohey和Carey Mulligan。（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