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8, 2022, 09:30
台灣民主化30年，我們以為自由就是言論自由、投票自由，其實「親職」也有平等和自由要追求。
編者按：這是世界走走專題「菁英媽媽的選擇」的第一篇報導。我們從《菁英媽媽想上班》這本書出發，走訪身兼母親與政治工作者身分的女性政治人物，傾聽在職場與家庭間掙扎的媽媽，梳理台灣女性就業和家務勞動的數據，以重訪「家庭職場兩兼顧」這道歷久彌新的親職難題。本篇報導專訪了前文化部長鄭麗君，她將從自身的育兒經驗與政治思考，淺談為何女性仍難以在家庭和職場中「自由」。
採訪當天，筆者走錯先到了青平台「下一步」空間，這個「下一步」真是寬闊，有著不同可能的想像。
青平台董事長鄭麗君自2020年辭去文化部長兩年了，當年接受採訪時，她笑著說「最想回去學習當家長」，此話一出不少聲音覺得不可思議，難道真的是「回歸家庭」？
陪伴孩子、學習當家長，為什麼同等於回歸家庭呢？
熱愛自由、用了30年不斷思考自由意涵的鄭麗君，給了這樣的回答：「我只是以一個比較自由的方式，以民間的基金會來做我想做的事情。」這兩年，她找回對時間的運用彈性，把對政治工作的思考以及親職，逐步調整、建立、畫下往後的藍圖。
她深知，以個人的方式能做這樣的選擇非常幸運，因為必須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回歸智庫思考政策的工作，她希望更努力的是，讓更多女性、甚至不分性別，在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與結構之下，自由地做這樣的選擇。以下是鄭麗君的專訪：
實現在職場與家庭裡的「自由」
卸任後的時間彈性多了，每天晚餐忙完孩子、看好功課，七點多由爸爸接手陪上床睡覺，我就開始跟上百位專家學者視訊會議思考政策。這樣的時間彈性調整，也是我這兩年來的成就：跟孩子重新建立生活規範與節奏。
我們第一件成功的改變，就是讓孩子養成八點多上床的習慣。任公職期間，晚上就算沒有行程，回到家也八點多了，兒子為了等我回家都比較晚睡。一開始練習，我們先假裝大家都要睡覺了，等他入睡就開始大人的夜生活。記得成功的第一晚，就跟先生開香檳！後來我都會關心家裡有孩子的朋友，孩子都幾點睡？有的說都很晚很晚，我就鼓勵他們，如果做到孩子早睡，我送一瓶香檳！
第二件事情就是運動，爬樹、親近自然、每週末去爬山。我告訴他，你有兩個媽媽，一個叫鄭麗君，一個叫大自然。這兩年多是很難得的階段，陪孩子的時間多了，感覺很像補課。他以前會問我幾點下班，現在會問我「妳幾點去開會？」有時候我管他時間多了，他就問：「媽媽你什麼時候去上班？」
親子的關係就像一場拔河，最重要的是愛跟智慧要平衡。孩子從出生到開始發展自己，一連串社會化的成長過程，爸媽從一個全然的照顧者變成他成長的協助者，當中爸媽會有很多情緒。當他愈來愈大，我們就是陪伴者而已，有時看很多親職教養的書，真的沒有爸媽是完美的，我不覺得要賦予「媽媽」那樣沉重的角色，追求「完美媽媽」。
這兩年即便還不知道下個階段是什麼，可我心裡很踏實，因為我在做我最喜歡的「思考」。
我對政治工作的定義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樣，很多人認為那就是參選、擔任公職，這當然是重要的，只是我覺得從政不在於這個形式，這只是途徑之一。我是少數從智庫到任公職再到智庫的人，可是我想做的理想和事情一直都一樣，只是在不同的位置和方式實踐。看著台灣從1990年代走到現在，政治經濟科技發展、氣候變遷等時空大轉變，局勢非常不一樣，有了很多新挑戰。
兩頭燒還是完美兼顧？社會對女性的完美要求
我確實曾經掙扎過，是不是應該要做好兼顧家庭與職場的女性示範？剛卸任之時，還是有些聲音：鄭麗君怎麼會選擇家庭？
女性在社會當中做一個自由的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有太多書和文章教妳如何成為一個完美的女人，要求現代女性又要是職場上的強人、又要是「好媽媽」，來證明妳是成功的。這個命題太沉重、太有壓力了。
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這真的是一個不斷對話、鍛鍊、很疲累的一個過程。
政治工作不是一個上下班的工作，是我人生中在身體和心靈上都最有挑戰的六年。我44歲懷孕，真的覺得這個孩子是來找我的。一來那個年齡不容易懷上，二來我害喜非常嚴重，常常早上在立法院質詢審預算，下午去醫院打點滴，加上我茹素，但產檢他還是發育得很健康、生命力旺盛。我甚至覺得我才是這個孩子來到這世界上的第一個課題（笑）。
孩子剛滿月時，我就必須回到崗位上。那時正好是太陽花學運，立委40席，只要少一席就差非常多；後來民進黨執政，我不敢鬆懈。不過我很幸運，先生願意承擔相當大的親職責任，但那時我都說我三班制，晚上我接手帶孩子，然後孩子睡了我就接著準備隔天的工作，加上我自我要求也比較高，是一個全力以赴的狀態。
我們沒有請保姆耶，不是說保姆不好，可能真的因為我們太珍惜，兩個人年齡加起來都105歲才有的孩子。當然，我們的家人也做我們的後盾，我爸爸媽媽會來幫我先生替換，畢竟他有公司要照顧。
父職、母職？能否只談「親職」
大家都喜歡問媽媽的角色，卻很少談爸爸的角色。換個角度來說，每個人在親密或育兒關係當中的性別或是性傾向，有不同的模式，我覺得社會應該回來談「親職」的角色。
年輕的時候，我不覺得自己有能力駕馭職場跟家庭。我是一個對自己不太專心的人，19歲參與學運以來，常常一頭熱就鑽入公共事務、議題當中，博士學位一直沒有專心完成，常常覺得自己都沒辦法照顧好自己。
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後來遇到我先生，變得比較有信心跟他成為一種合夥人，因為他滿願意付出的。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他會做便當，有時候我也想會不會是假的？（笑）
婚後馬上成為立委，其實沒想到這麼快。我們沒有刻意一定要生孩子，但如果有的話也很期待，所以我們自然有了孩子，他就承擔起奶爸的工作，我也可以繼續擔任立委。我的體悟是親職要不分性別。
或許年輕一代親職分工相對平等，但是家務性別分工的觀念還沒真的改變。即便台灣在亞洲走得算很早，90年代女大學生生比例就很高、也有高比例的女性進入職場，但天花板仍在，女性科研人才和女性主管相對還是少。
女性往往也自我動員，對家務有好似天職般的責任感。所以家務的性別分工不只是在現實的家庭關係裡，也在心裡，內化複製於我們生命的內在。所以人最終怎麼自由選擇？這個自由選擇可以是普遍平等的自由，而非個體的自由？
女性政治人物的親職思考
我覺得社會不應只問女性能做什麼，我們要追求的是問這個社會能做什麼？青平台研究中心就有一個主張，是要提升社會的「暖實力」，讓社會支持系統溫暖起來，社會才有「軟實力」。
台灣到了需要升級轉型、走向創新經濟的這一步，這要以人的能力（軟實力）為主。過去只靠教育和經濟政策是不夠的，我覺得要加強的是社會政策。我們民主轉型的過程中逐步在做，但目前比較是破碎型、單點單個的政策，應該要開始思考一個相對完整的、一定公共比例的社會支持體系。
如果能減輕每個家庭包含育兒、養老、居住、教育的負擔，像是強大的托育和幼兒教育，讓不論社經背景的每一個個人，不論組織家庭與否，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去自我實現、發揮得更好，社會才有軟實力。
我常說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台灣民主化30年，我們大多以為自由就是言論自由、投票自由，其實有更多面向的平等和自由要追求。
我希望跟政治工作者、NGO、產業界的朋友一起把社會圖像思考的更清楚一點、影響更多人，不論這些人是在哪個工作崗位或是某天去選舉執政，都更有人文思考、有這份理想，那我們就有可能往這樣的美好社會邁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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