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妳寫史：專訪《她的世界史》琳達．柯利

「我一直很想寫一本傳記，不是首相、將軍這類大人物，而是一個女人的故事。」

伊莉莎白．馬許（Elizabeth Marsh）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18世紀女人。身為造船匠之女，她的家世稱不上富裕或顯達，死後長達兩百多年，其名字不曾出現在任何史傳或教科書。直到20世紀末，英國歷史學家琳達．柯利（Linda Colley）在大英圖書館的檔案裡發現了她。

越深入挖掘，柯利越發現伊莉莎白．馬許的人生非比尋常。

打從伊莉莎白還在娘胎時，她的雙親就因1730年代初的奴隸武裝反抗，搭船離開風聲鶴唳的牙買加回到不列顛。她19歲那年，歐洲列強因爭奪殖民地爆發「七年戰爭」，為了躲避法軍入侵，伊莉莎白隻身搭船離開全家定居的直布羅陀，卻在航行中被海盜俘虜至伊斯蘭國度摩洛哥，被軟禁了4個月才回家。1769年，她的丈夫在北美殖民地投資失敗、留下妻小遠走印度避債，伊莉莎白帶著6歲女兒從倫敦遠航至印度馬德拉斯，與她經商破產的丈夫會合。

柯利發現，她的一生簡直濃縮了18世紀中葉的精華，折射出當時的地緣政治、商業貿易、人口流動和社會價值觀。於是，柯利以伊莉莎白為主角，寫成她的第五本史學著作《她的世界史》（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問世15年來，這本書被翻譯成四種語言，其中譯本也在今年1月於台灣問世。

書的開頭，柯利如此為伊莉莎白的一生揭幕：「她生於1735年，死於1785年。她經由海路，足跡遍及四大洲，走得比其他同時代、現存紀錄的女性都更遠，也更危險。」

「我想寫一個女人的故事」

柯利是怎麼遇見伊莉莎白．馬許的？

時間回到1990年代，柯利正在撰寫她的第四本學術專書《俘虜》（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18世紀時，不列顛帝國擁有龐大的海外版圖，原本想透過軍事、商業或宗教力量「征服」異族的不列顛人，卻有不少反而被異族所俘虜。柯利就在清一色的男性俘虜中，發現了萬綠叢中一點紅的伊莉莎白．馬許。

1769年，由於丈夫經商失敗逃到印度，生活陷入困頓的伊莉莎白只得將自己13年前被俘虜的「黑歷史」寫出來賣錢，出版成一本名為《女俘虜》（The Female Captive）的小書──在極重視女人清譽的年代，光是說出這樣的經歷就十分罕見。

「當我讀到她在摩洛哥被囚禁的故事《女俘虜》，這不尋常的故事立刻攫獲了我的注意。女性俘虜通常不會把她們的經歷寫下來，更別提出版自己被俘的故事，因為她們害怕毀了自身清譽。更非比尋常的是，伊莉莎白甚至寫下了自己被押去摩洛哥王室、差點被蘇丹納入後宮的故事。」

「當下我就想，我一定要把她的故事寫進我的新書《俘虜》。」

不過，一直到《俘虜》出版為止，柯利對伊莉莎白的瞭解還僅止於她在摩洛哥的經歷。讓她下定決心為伊莉莎白作傳的契機，是20年前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場研討會。

2002年某日，柯利在研討會上分享完伊莉莎白非比尋常的俘虜經歷後，一名陌生人突然走上前告訴她：「嘿，我們的圖書館裡有她在印度的旅行日記，要看看嗎？」

「當下我想，這真是太神奇了！這女人不只去了摩洛哥，還到印度寫了另一個故事！」柯利笑道：「當我開始閱讀她的手稿，我心想，我必須完整她的故事並瞭解她的家庭， 找出她去了哪裡、試圖瞭解她的婚姻。」

「我一直很想寫一本傳記，但不是那種傳統的人物傳記，寫首相、將軍這類『大人物』（big figure），」她說：「我想寫一個女人的故事。」

「女性在全球史裡經常被遺漏或邊緣化。當處理大規模人口移動、資本主義、帝國和權力等諸如此類的主題時，女人就會被擠到一邊，但其實伊莉莎白．馬許頗為短暫的人生，就是被那些她無法控制、但無可避免捲入其中的歷史重大變遷所形塑出來的。」

「我希望透過講述她的故事，照亮那些『大歷史』的不同面向。」

「她是一個生存的勇者」

不過，為平民女性作傳，遠比為那些「大人物」寫書棘手。「寫這本書最困難的部分，就是把她的人生拼湊出一個連貫的故事，」柯利說，「我必須講述她所身處的脈絡以及她的人生為何重要，但又不希望她被淹沒在這些背景裡。」

雖然伊莉莎白有位熱愛記述家族瑣事的叔叔，但是她本人卻如同時代的許多其他平民女性一樣，既沒有受到完整的教育，也很少為自己著述。即便有文字或書信，也多半不會被保存下來。因此，一直到《她的世界史》成書出版，伊莉莎白一生的故事仍然有許多無法填補的空缺。

「後來我聽說，她有信件在巴布亞（Papua），因為馬許家族有一支後代最終落腳在這個太平洋島嶼上。但我無法跑遍全世界，如果我有那些信，填補這些空缺可能會比較容易。」雖然柯利沒能走遍全世界，但她卻動用關係尋遍了全世界的史料，包括馬許家族的私人檔案，以及英國、印度、牙買加、美國、西班牙、澳洲等地的公家檔案。

為了體會伊莉莎白渡海的經歷，柯利更親自在地中海搭了一趟船，也前往摩洛哥和印度踏查。

「當你在地圖上看直布羅陀和北非之間的水域，你會想：這距離如此之小，船隻怎麼可能會迷失？」於是，柯利在直布羅陀搭上一艘有引擎動力和導航設備的現代渡輪，啟程前往摩洛哥丹吉爾──她發現，海象遠比想像中險惡。

「我踏上這趟旅程的時候已經是20世紀末，但這段航程仍然漫長而艱難。尤其當濃霧降臨時，沒有導航設備很容易迷失在那裡。」

長達五年的時間，柯利透過史料逐漸認識伊莉莎白．馬許的家族、婚姻、她的內心世界以及她所身處的時空背景。「她是一個聰明且非常堅強的女人，總是能在跌倒後重新爬起來，但因為她必須在既沒有錢也沒有工作的情況下生存，所以她有時也很殘酷無情。」

「我必須說，我不認為伊莉莎白．馬許是一個多討喜的人，但她是一個生存的勇者。」

Students in my World History Survey are reading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Today, a student realized that Marsh WASN'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men in history and that her story still warrants a book! #historyfrombelow https://t.co/0hHi6uwRMA pic.twitter.com/RqXcROqV90

— Bryan Banks (@BryanBanksPhD) October 4, 2018

歷史學家的「流浪魂」

今年72歲的柯利從事歷史研究已經50年。專研18世紀英國史的她，著有7本學術專書、無數篇學術論文。當她聊起自己的童年和學術生涯，幾乎就像是在敘述另一部歷史。

1949年，柯利出生於英國的古羅馬城鎮切斯特（Chester）。「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沒多久。我的雙親沒有多少錢，但是我們經常沿著城牆散步，或是去參觀中世紀建造的大教堂。雖然我在五歲時，因父親工作的緣故離開了切斯特，但直到現在，繞著城牆散步的記憶還是很鮮明。這些都讓我對過去感興趣。」

1972年，柯利從歷史系畢業，入讀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Darwin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這所當時才創立八年的研究生院，其實是劍橋大學第一所同時招收男、女學生的學院。

「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高等教育，可以說直到20世紀早期，都還是男人的天下，」柯利說。當時，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雖然有設立專收女性的學院，但大多數學院都只招收男性，直到1960至70年代，這些學院才開始向女性開放。

「只不過，他們給女性教職並沒有像開放女學生入學那麼積極。」一直到1979年，30歲的柯利才成為劍橋大學基督學院（Christ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史上第一位女性研究員。

「那裡有大約50位紳士，而且多數都是中年男性，坦白說他們的樣子看起來都差不多，」柯利笑道，「那時還沒有電腦和網路，所以當你想著『喔天啊，這人是誰？』的時候，你無法跑去電腦前面查出他們的名字。」

「雖然大體來說，每一個人都對我非常好，但在這樣一個有幾世紀歷史、卻從來沒有女人爬到這個位階的古老機構工作，而且其他所有研究員都是男性，還是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

有些困難很小，但也有些困難確實阻礙了柯利的職涯發展。「因為我們當時正闖進一個男性佔絕大多數職業，女性在職場上會遇到一定程度的歧視。有些人會擺出居高臨下的姿態，有些人則顯然不打算讓我的職涯有進展，但這些都和基督學院本身無關，而是更廣泛的大環境問題。」

《她的世界史》作者、英國歷史學家琳達．柯利（Linda Colley）接受世界走走視訊採訪。（受訪者提供）

職場的玻璃天花板讓她不得不出走。1982年，柯利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擔任助理教授。此前，她已在劍橋大學待了十年，出過1本學術專書、寫過許多篇期刊論文，做了3年的研究員兼講師。

不過，她笑稱，自己離開家鄉前往美國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自己的「流浪魂（wanderlust）」作祟。「去耶魯之前，我不曾碰過全球史，但是我在耶魯遇到了各式各樣的人，例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那時，這位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的書寫就橫跨了不同大陸。」

「移動」逐漸成為柯利做歷史的養分。小時候，由於父親工作的緣故，柯利經常搬家，住過英國好幾個地方；成年後，她的職涯在英、美兩國的四所學校裡展開，而這幾十年的移動，也深深影響著她所著述的歷史：《俘虜》、《她的世界史》以及2021年出版的《槍砲、船艦和筆：戰爭、憲法與現代世界的形成》（The Gun, The Ship and the Pen: War, Constitution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全都與世界不同文化和人群的相遇息息相關。

「我確實覺得搬到世界上的不同地方，會遇到不同類型的人、獲得新的點子和看法，而我的職涯發展就是這麼運作的，」從業半世紀以來，她的學術興趣始終以18世紀為核心，只不過範圍從英國的18世紀，擴大為「地球上不同地方的18世紀」。

「我總是在搬來搬去，生活像是由一個個箱子所組成。你看，我現在人在柏林（隔著視訊鏡頭）和你說話，這讓我相當程度瞭解移動是怎麼一回事，也能體會人怎麼養成遷徙的習慣。」

「不過幸運的是，我的旅行不像伊莉莎白．馬許所經歷的那麼危險。」

「歷史學家的年齡是優勢」

隨著年歲增長，柯利對歷史的熱情似乎有增無減。此刻身處柏林的她，雖然已經開始撰寫排定的新書，卻又在住院靜養期間「分心」迷上了18世紀出版的英國暢銷書《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這本傑出的著作是史上第一部全球史。它講述的是權力，以及最強大的帝國如何走向衰亡，這個主題讓當時世界上許多讀到這本書的人深受啟發，連甘地也曾在獄中讀這本書……」柯利一邊說著，雙眼閃閃發光。

「做歷史的其中一個樂趣，就是年齡是一個優勢，」她笑道，「如果你是在寫過去，你必須掌握大量訊息，而這些都需要大量時間來累積。無論你資質聰穎與否，年歲都能彌補，因為你在這段時間讀了很多、做了很多，並從中獲得那些你二十幾歲時沒有的智慧和經驗。」

「如果我是數學家或其他類型的學者，我大概早就筋疲力竭了。但歷史學家不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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