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椒專欄：極端防疫後，香港音樂現場還能站起來嗎？ -《世界走走》

By 孫小椒

Nov 14, 2022, 09:50

當我們討論閉關鎖國如何強行把香港拉下世界行列，首先想到的常常是經濟，但事實上，音樂也是。

10月剛剛結束的my little airport演唱會觀眾席上，據說曾發生過一個小小的插曲。在某一個場次，當演出者表演到熱切之處，有一批觀眾情不自禁地從座位上站起，卻遭到了坐在他們身後另一批觀眾的斥責。批評者認為他們遮擋視線，甚至在一些群組展開了關於演出文化的小小爭執。而在後來的演出中，這個爭議消失了：樂隊成員阿P在演出間隙問道，大家看show想不想站起來？說完這一句之後，全場都站起來了。

這樣的事情在其他有正常演出文化的國家，大概不可能發生，但出現在香港的演出市場，是有其可悲的背景。

新聽眾受防疫措施規訓，老樂迷堅持衝破限制

自2020年全球疫情大流行以來，香港的表演舞臺可謂命途多舛。首先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香港政府禁止任何演出舉辦──在那段近乎宵禁的日子中，這已經不是市民最優先的問題，畢竟連吃飯和出行都有大量限制。漫長的演出禁止生涯結束之後，香港終於逐漸允許藝術表演，但加上了諸多限制。

首先是座位限制，以前獨立音樂演出中自由走動的場地安排不被允許，所有觀眾能夠都必須有固定位置，觀眾被釘死在位置之上；其次是座位數的控制，這一點隨着香港疫情的變化時鬆時緊，有時每4個人必須有一個空位，有時每8個人必須有一個空位，但總之，整個場地絕對是坐不滿的。至於觀眾觀看演出全程必須佩戴口罩等細則，則不一而足，林林總總。

由於香港的新冠疫情始終居高不下，當地第一個保持社交距離的戶外電影院也在日前開張。（美聯社）

2021年，疫情下的香港開設保持社交距離的戶外電影院。（美聯社資料照）

這些規則，正在潛移默化地重塑香港的演出文化。以觀賞音樂演出的文化為例，上述爭執在2020年之前完全不可想像。對於主流演唱會的觀眾，演唱會的模樣大概沒有太多改變，但對獨立音樂的香港聽眾來說，自由零散站立著觀賞演出的記憶正在裏逐漸遠去。站尚且不能站，更別說在重型、小眾一些的現場音樂中出現的互動，例如跳水（表演者躍下舞台讓觀眾接住）、死亡之牆（觀眾分成兩邊，再隨音樂快速衝向對方）、pogo（隨音樂上下跳動，收攏手臂的輕度碰撞）、 mosh pit（聽眾隨著音樂互相衝撞）、headbang（隨音樂上下甩頭）、circle pit（繞圈衝撞），則更難以重現了。

在大多數時候，聽眾被鎖定在自己的位子上，站立起來扭動一下身子，揮揮手，甩甩頭，就已經是能活動的極限了。在一些重型樂隊演出的現場，我看見過聽眾與演出場地的拉鋸：總有一小部分聽眾，一個個從座位上溜出，竄入內場，向舞臺前湧去，在佔據內場大部分空間的一排排椅子的間隙，艱難地小範圍地mosh pit，甩頭，玩遊戲。畢竟獨立音樂是關乎突破限制，樂隊們樂見其成，主辦方大多也不想阻止。

因此，最後大多由害怕負上責任的場地方廣播呼籲，派著保安一次次分開人群，甚至威脅主辦方將腰斬演出，才讓主辦方出面阻止。人群一次次地被要求回到自己座位，又一次次地趁著音樂流出來，在最後一個樂隊的演出的時候，誰也無法阻擋聽眾的狂歡。

這當中是有一些音樂文化生長的力量。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遊戲始終有限，而廣泛的規則始終有更大的影響。

在年輕人作為主要參與力量的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發生之後，一大批新的年輕聽眾開始關注和欣賞本地音樂，他們開始形成自己的音樂品味和偏好，而這種本地關注與他們在運動後對於香港本土文化的重視不可分割。就在這一批新聽眾進入音樂演出市場時，他們首先接觸到的卻是扭曲的、受限制的欣賞文化，形塑了他們的觀賞習慣。

比起其他地區，香港的音樂觀眾本就算是不太愛動的，在熟悉情況的聽眾隨著音樂遊戲時，新觀眾被座位的楚河漢界分隔開，無法加入和體會這種快樂，甚至不知道前面那些人在幹什麼。my little airport現場的插曲就是這種情況的一個側面表現，乃至有人將之歸為老樂迷和「跟風」新樂迷之爭：畢竟就在不久前的2019年，他們的演唱會內場還是和所有正常演出一樣，不設劃位、自由站立。

閉關鎖國擋住的不只是經濟，還有世界的音樂

看似小小的座位限制，還有一個漫長深遠的傷害：音樂演出中的一個重要形式，音樂節，正在香港消失。是的，這些日子以來一直依然有名為「音樂節」的聯場演出在舉辦，當中不乏優秀的演出，這有賴主辦者們在夾縫中的努力；但我所說的，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大型音樂節──舉辦於開放場地，觀眾憑一張門票入場後可自由走動，最好有多於一個舞臺，甚至除了音樂表演外也包括其他多元體驗和活動的音樂節──實質上已經暫時在香港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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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固定的大型音樂節Clockenflap已經推遲數年（編按：近日官方網站已更新2023年舉辦日期），政府支援的那些西九龍場地的音樂節當然不太可能這樣舉辦，而獨立音樂圈內嘗試自行舉辦的大型聯演，也曾出現一些爭議：今年9月的自由音樂祭結束後，有樂評專頁發佈文章，質疑內場和偏遠的山頂座位都收取了1000多港元的統一票價並不公平，而主板人員則在下方回覆反駁，認為「音樂節」原本就票價統一，而且香港人應該更懂得自己靈活走位。

爭吵最後變成了主流聽眾和獨立樂迷之爭：有網民認為不懂得自己打破規則衝向前臺的人，應該「回去看楊千嬅」。而這一切亂象的源頭，全部來自於香港政府的演出防疫限制。

倘若上述這些改變僅僅是影響了樂迷一些內部文化，那香港出入境政策的限制，對香港演出舞臺中多元性的破壞則更不可估計。這一點在不同社會層面上已經有所體現：各種國際大型活動的改期換址、國際會議的取消和不順利，使得香港「漸失國際地位」的猜想在集體情緒中瀰漫。而音樂演出的變化只是其中的一個切面。

曾經的香港音樂演出市場多元且國際化，大型主流音樂單位在世界巡演時，香港常常是不可缺少的一站，而香港也有老牌的獨立音樂場地、生機蓬勃的主辦單位，與外界緊密接觸，無論是經典樂隊還是令人耳目一新演出者，都能夠在這裏被聽見，在香港的舞臺上，聽眾常常遇見驚喜。

漫長的兩年內，動輒隔離21天、14天的需求，哪怕如今3天的限制活動醫學觀察，都令國際演出單位卻步，本地主辦方的成本增加，加之座位限制，國際音樂演出在香港幾乎已銷聲匿跡。艾薇兒（Avril Lavigne）上個月最終宣佈取消推遲了一兩年的香港站演出，徒留下網民們一聲香港果然已被國際拋棄的感嘆；BLACKPINK在宣佈香港站後花了足足3個月才落實宣佈時間地點，據爆料就是因為此前4+3的隔離要求令人卻步，而如今0+3限制下，他們還在研究政策上如何能讓女團不戴口罩演出。

獨立音樂單位和主辦則沒有這樣的成本。另一方面，香港在過往三年經歷巨變，政治立場分野鮮明，青年觀眾的注意力不少也集中在近年備受關注的十來個本土演出單位上。而經過一段徹底不能演出的時間，在有條件地登上舞臺機會來臨之後，那十來個主要被默認是「黃絲」圈子的音樂單位，也開始了被稱為「報復性開show」的頻繁演出。

與朋友聊起這一現象，有兩個朋友不約而同地用了「內循環」一詞去形容，講的是那種同質、單調、無限輪迴：一連一兩年，本土年輕人趨之若鶩喜歡的，無非那麼幾個本地歌手，那麼幾個pop rock樂隊，而所能看到的演出幾乎就那麼一群人，A開專場完B開，B開完C開，然後就開始A+B、B+C、C+A、A+B+C等等排列組合大拼盤，如此往復，過兩三個月同一幫人又來一次，無限拼盤大輪迴。類似的情況，在相對主流的音樂和小眾獨立音樂圈子同時出現。哪怕有有不同編曲、不同合作的火花，但總是一樣的歌和日漸趨同的風格，以及並沒有顯著提高的現場水平。

當世界透過表演現場再連結，香港卻被世界跳過

再加上座位限制等各種因素讓演出成本提高，票價也日益升高，香港本地單位演出票價日趨世界級水平，幾乎高於倫敦、紐約等國際都市，但大部分單位都不是一流表演，更別說有些當紅樂隊的現場極其難聽。

但就是這樣無限重複的演出，本地聽眾們依然趨之若鶩，一票難求：一方面本地聽眾已經極度飢渴，另一方面某些演出單位和歌曲、乃至觀看本地音樂現場這件事本身，都在後運動時代被寄託了一部分社會情懷，聽眾樂於一再重溫，本地音樂現場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是圍爐取暖的空間，也是後續社交需要的討論話題。在這幾年、在這種音樂現場空間被塑造了音樂欣賞習慣和品味的聽眾，可能也不那麼需要音樂的創造力、美感與多元。

但無論如何，至少我個人而言，我想念色彩斑斕，連某種情懷、敘事和創傷分享都覺得膩了。我也無法像身邊朋友一樣繼續投入去享受這樣單調的精神生活，落日飛車在英在美都已經結束巡演，兩年前香港場賣出的門票卻沒有兌現日期（編按：本月11日落日飛車於粉專預告了門票發售資訊），美國棟篤笑（單口喜劇）演員Jimmy O. yang都已經安排又取消了到台北的專場，他的出生地香港卻已經直接被跳過，在世界再連結的現場中，香港被世界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