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台灣的她，寫下主流媒體看不見的巴勒斯坦

「當我看到以色列士兵的時候，我會緊張，那時候我才理解，原來我已經不是一個中立的人了。」

「巴勒斯坦的人是沒有機會體驗什麼叫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因為他們一直都活在那個創傷經驗裡面。」王冠云如此說道。

巴勒斯坦，一個與台灣相隔逾8000公里的小國，每次躍上新聞版面，必定和以色列連在一起。在主流媒體的報導中，除了「中東火藥庫」的稱號和戰爭場景，巴勒斯坦當地人如何生活、他們的處境如何，卻很少被提起。

為此，來自台灣的王冠云決定為巴勒斯坦人作傳。

在那裡，王冠云遇見了9歲的巴勒斯坦公民記者珍娜、年逾花甲的巴勒斯坦女性社會運動者奈拉，以及後來成為她丈夫的睿理──在今年出版的新書《這才是真實的巴勒斯坦：以色列殖民、種族隔離下的抵抗與希望》裡，王冠云記述了那些主流媒體照不到的人們如何為巴勒斯坦的人權抗爭，同時也記述自己如何從旁觀的見證者，成為半個局內人。

故事的開始：阿富汗不說阿拉伯文

今年31歲的王冠云是以巴關係研究學者，也是跨國自由記者。她有一張稜角分明的臉，說話的神態流露一種勇往直前的倔強。她坦承，踏上巴勒斯坦做記者實是誤打誤撞。

大學入學面試時，18歲的她對阿拉伯語系的教授脫口說出：「我想當戰地記者。」為什麼想當戰地記者？面試教授問她。她說，因為她想要去阿富汗──後來王冠云才知道，阿富汗根本就不說阿拉伯文。「可是當時老師沒有戳破我的無知，就說：『好啊，妳很勇敢，就試試看吧，歡迎來阿語系。』」回憶當年天真無知的自己，王冠云忍不住大笑。

王冠云就讀大學期間，正逢2010至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大規模示威和武裝革命席捲北非和阿拉伯半島；當時，她無意間看到一則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非會員觀察國的新聞，引發她的好奇：為什麼台灣長久以來沒有辦法進入聯合國，但是巴勒斯坦這個小小的國家卻可以成為觀察國？

同樣是有主權爭議的小國家，生在台灣的王冠云，第一次注意到了巴勒斯坦。「我記得很清楚，我在看巴勒斯坦人民起義的故事時，就覺得這群人這麼絕望，為什麼他們還一直努力抗爭？⋯⋯我很想去看看他們為什麼這麼堅持他們的理想。」

自由寫作者王冠云前往巴勒斯坦，紀錄當地人的真實生活。（受訪者提供）

帶著這份對阿拉伯世界的好奇，王冠云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報社的英文報紙部門，每天的工作就是選頭版、編譯國際新聞。

那年，時逢以巴衝突升溫，她向主編報題，希望將巴勒斯坦的新聞放在頭版，主編總回「這個每天都在發生，不重要」。當時，報紙主編揀選新聞的標準是「台灣的讀者有沒有興趣」、「廣告商會不會喜歡」，而只要是兩岸、歐美大國相關的新聞，總是被放在頭版。

但反骨的王冠云當然不輕言放棄。「後來我跟排版的人都很要好，所以呢，主編不讓我碰頭版，我就去選一張stand alone的照片，跟排版的人說我想要把這個放在頭版，下面寫『see page幾』這樣。」

「這是我的一個小心機，對抗主編的方式。」她俏皮地說。

離開第一份工作後，王冠云負笈英國就讀研究所。這一年，她學到了許多關於戰爭、衝突、人權的知識，並決定動身前往巴勒斯坦，親自見證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

「巴勒斯坦危險嗎？」

「巴勒斯坦危險嗎？」這是王冠云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基本上你是安全的，」王冠云坦言，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媒體版面，確實經常出現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受傷、被捕、喪生的新聞，而她之所以覺得安全，是因為「以色列的槍只會瞄準巴勒斯坦人」。

但她並不是一開始就察覺到這種「差別對待」。

巴勒斯坦傑寧（Jenin）難民營。（受訪者提供）

第一次造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時，王冠云以旅人的心情遊走兩地，來到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恆。「那時我剛從以色列過來，以色列就是一片繁華景象，他們的街道很整齊、很大，科技繁華，Wi-Fi也非常順暢，這一切都不會把它跟戰爭之地聯想起來，」初來乍到的她心想，從以色列到巴勒斯坦，似乎沒什麼強烈的衝突氛圍，於是她問了帶她四處參觀的巴勒斯坦友人：「我想要去看隔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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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前期一系列巴勒斯坦人起義的事件發生後，以色列以社會安全為由在西岸邊界修築隔離牆，限制巴勒斯坦人往來西岸和以色列。國際法院曾公開表示該牆違反國際法，聯合國大會也決議要求以色列拆除隔離牆。

想不到巴勒斯坦友人臉色一沉，回答：「不要今天去。」那天剛好是星期五，當地的穆斯林完成主麻禮拜之後，會聚集到隔離牆抗議、對著隔離牆丟擲石頭，而以色列士兵會開槍還擊，或是丟催淚瓦斯彈。拗不過王冠云「經過看一下」的請求，友人最後還是帶她去了。

一靠近現場，他們就開始聽見槍聲，遠遠看，隔離牆附近還有煙霧散開，戴著頭盔、穿著防彈背心的記者就在牆邊駐守。王冠云自嘲，自己當時還是個「無知的人」，對危險沒有概念，「我還跟他（友人）講說，那我們再靠近一點看好了。」

隨著催淚瓦斯彈越來越靠近他們，友人終於受不了，「他抓著我說：『我們真的要走了。你不想死的話，我想保命。』然後他就抓著我跑。」

「我們都坐上計程車（離開）的時候，我最後看到一個往那個方向走去的巴勒斯坦青少年，」王冠云眼眶含淚，微微哽咽地回憶：「就這麼平凡的一天，他的媽媽早上還開心地送他出門，但他晚上可能就不會回家了。看到他的背影時，我心裡就這樣想。」

跨過那道牆，看見主流國際觀的背面

王冠云所看見的那堵隔離牆，正是以巴衝突的縮影。

戰前，託管給英國的巴勒斯坦還只是一個住著阿拉伯人等各種族群的「地區」，但在1948年，猶太移民在英國支持下宣布以色列建國，以國領土便像一塊降落在阿拉伯世界的猶太飛地，將巴勒斯坦從中一分為二，成為現今靠地中海的加薩走廊（Gaza Strip）和內陸的約旦河西岸（West Bank），上百萬人因而流離失所，「巴勒斯坦人」的嶄新認同在驅逐與逃難下誕生。

長期以來，以色列政府封鎖了西岸和加薩走廊邊境，控制巴勒斯坦人的水源、基礎設施和出入自由，往來西岸和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生計也大受影響。不僅如此，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受制於以色列，當地到處都能看到以國所設立的檢查哨和荷槍實彈的以色列士兵；由哈馬斯控制的加薩走廊，則遭到以色列封鎖陸海空。

王冠云在新書中寫道，許多巴勒斯坦人一出生就是「難民」，很難離開當地；一旦離開，也很可能就此流亡外地、回不了家。70多年來，巴勒斯坦人和平示威、武裝抗爭，不只沒能爭取到最基本的生存人權和出入自由，至今還必須活在被以色列士兵隨意逮捕、射殺的恐懼中。

這些巴勒斯坦人民所面臨的日常不便和危險，都讓王冠云強烈感受到自己身為外國人所擁有的「特權」（privilege）。

「當我看到以色列士兵的時候，我會緊張，害怕他們跑來檢查我的相機，那時候我才理解，原來我已經不是一個中立的人了⋯⋯如果連我都會有這種感覺的話，那身為一個巴勒斯坦人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2022年5月，巴勒斯坦女記者阿布・阿克利赫（Shireen Abu Akleh）在約旦河西岸的傑寧遭到以色列軍警殺害（資料照，AP）

起初接觸以巴議題，王冠云還秉持著「新聞工作者必須中立」的心態，但是她說，當她逐漸深入瞭解當地人的處境後，就再也無法忽視兩者的權力不平等。

她看到那些在檢查哨全副武裝的以色列士兵，如何一面與她談笑風生、另一面又刁難巴勒斯坦人出入通行。她也看到許多巴勒斯坦人受到迫遷而流離失所：以色列政府不時會圈地鏟平巴勒斯坦人的家園、建造屯墾區，鼓勵外地「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入駐。屯墾區居民不只能自由擁有武器，傷害巴勒斯坦人也不會受到合理的法律制裁。

「妳們有聽過『巴勒斯坦的議題，就是女性主義的議題』的說法嗎？」王冠云問。

她解釋，以色列一直以「伊斯蘭壓迫女性」、「恐同」等方式來拉攏西方世界，主打以色列為中東唯一一個同志天堂，深化伊斯蘭已被誤會的的刻板印象，來合理化或者轉移焦點自己對巴勒斯坦人的不人道鎮壓，打著挺女權、性平的名義，行軍事統治鎮壓之實。

「以色列政府包裝自己方式，讓很多台灣人覺得他們跟以色列才同病相憐──被周圍的阿拉伯國家攻擊，然後覺得以色列是科技大國，台灣也是科技大國，所以要向以色列學習。可是很多這樣的連結都忽略了背後的脈絡：以色列為什麼可以成為科技大國？他們奪取了多少巴勒斯坦人的水源和資源，才有辦法成就他們這樣的科技？」

此外，讓王冠云感到矛盾的，還有台灣的主要盟友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美國長年支持並軍事援助以色列，意味著美國也間接幫助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動。出於歷史因素，台灣人的史觀和國際觀都深受美國影響，因此很少對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的實情有深入的瞭解；另一方面，美國在中東的種種行動，又讓她來自巴勒斯坦、埃及、阿富汗的朋友們，都難以接受台灣與美國的盟友關係。

「他們心中有很大的痛，所以我也理解他們為什麼講這樣的話。身為台灣人，我的立場有一點尷尬，處在這樣的國際情勢下，是一個還蠻不舒服的狀態。」

異鄉人與他們的孩子

巴勒斯坦家庭席地而坐用餐。（受訪者提供）

訪談來到尾聲時，我們與王冠云一同走出咖啡廳。這裡是她的家鄉永和，她熟練地帶領我們走過一個個街口，來到一處面對公園的路口。走在斑馬線上，王冠云遠遠地朝公園揮手，迎面走來的是她推著嬰兒車的巴勒斯坦丈夫睿理（Rani），嬰兒車裡是兩人不滿1歲的兒子棋棋。棋棋見人就笑得開懷， 一點也不怕生。

這幅溫馨的家庭圖像，得來不易。

睿理來自有「露天監獄」之稱的加薩走廊。王冠云規劃巴勒斯坦之行時，與在加薩當地非政府組織工作、同時擔任大學講師的睿理聯繫，進而成為無話不聊的「網友」。儘管後來王冠云沒能成功入境加薩，未曾見面的兩人卻就此結下不解之緣。

為了與王冠云在耶路撒冷見上一面，睿理必須向以色列申請軍事許可才能離開加薩走廊；為了與心愛的人共組家庭，他賭上人身安全，做好回不了加薩、與家人永遠分離的心理準備，通過層層關卡，從加薩走廊跨境到達埃及，再從開羅機場離境，到加拿大申請庇護。

克服重重困難走在一起後，兩人如今育有一女一子，生活在加拿大。「我的小孩，他們是巴勒斯坦人和台灣人的孩子，國籍是兩個有可能會『被消失』的國家。我常常在想，我的小孩會發展出什麼樣的身分認同？我覺得他們好像有點可憐，可是同時也覺得，這可能會讓他們有一個不一樣的世界觀。」

「對海外巴勒斯坦人來講，即使爸媽再怎麼不參與政治，他們一定都會跟自己小孩說，『我們有一天要回家』⋯⋯小朋友們一定都會知道，他有另外一個家，在很遠的地方⋯⋯」王冠云、睿理和他們的孩子，都還在等待能夠回家的那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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