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考圈的房思琪們：系統性的性侵文化如何讓她們沉默？

持續多年的大規模性剝削背後，一定有權力結構在支撐，而不僅僅是因為個別的「變態」。

9月19日，幾位北京電影學院的校友不約而同在微信上轉發給我看一篇關於某藝考機構創辦人「15年誘姦多名未成年女學生致輟學生育」的文章，我看到一個不陌生的名字：杜英哲。當晚，事件登上微博熱搜；次日，輿論進一步發酵，更多受害者站出來發聲。這起罕見的大規模猥褻性侵事件也「破圈」被更多人關注。

杜英哲事件是被另一起性騷擾事件牽出。一位曾在其創辦的藝考機構「影路站台」接受培訓、現就讀於北電導演系的男學生，以拍攝作業為由騷擾多名女生。其中一位被騷擾的女性網紅施子怡稱「事件中受害者大膽揭露的行為」給了她勇氣，決定實名揭露藝術學校備考機構「影路」的校長杜英哲。

「他手下的老師都是幫兇」

施子怡指杜英哲的所作所為，可能是中國教育界「性質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被害人數最多、被害人平均年齡最小的一場性剝削」。她本人並非「影路」直系學生，但因上過杜英哲的課被騷擾，而和她同屆的「影路」女學生，基本也都被杜英哲騷擾過。

後來，她了解到「影路」從2007年成立以來，每屆都有女生被騷擾、猥褻乃至性侵，其中一位2003年出生的女孩，17歲在「影路」上課時被杜英哲誘騙懷孕，更輟學生下孩子。

施子怡聯同另兩位受害者的實名發文，在中國網路迅速發酵。曾在「影路」參加培訓的前學生、「影路」前員工和北電文學系畢業生集體發聲，於是有了第二篇「破圈」的文章〈21個藝考圈房思琪的血淚控訴，關於影路杜英哲〉。

該文有更多對杜英哲猥褻細節的指認，包括他會藉輔導寫作、試穿面試服裝，對女學生實施言語或肢體騷擾。而他當時的妻子陳昕則從旁協助，以補課、泡溫泉等理由，幫他將女生邀至私密場所，而「影路」員工對此心照不宣。

一位曾在「影路」上課的女生表示：「讓我覺得很可怕的是他手下的老師都是幫兇，他們知道杜英哲是什麼人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們當時的這些學員都是只能抱團取暖。」

兩篇文章所陳述的內容，並不令我意外。杜英哲和陳昕是我大學在北電文學系時的學長姐，在校期間對兩人的品性就有耳聞。但我意外的是，當年只是私人培訓班性質的「影路」，後來不但機構化運作，而且在長達十幾年時間裏，杜英哲對「影路」的女學生和女員工實施長期、普遍的性侵害，卻能安然無恙至今。

如此大規模的性侵犯能夠持續發生，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Unsplash）

「我以為這是自己的錯」

首先，是女性受害者在杜英哲事件中的自我認知。

從眾多親歷者的自述都可以看出，無論是「影路」的學生還是老師，很多人緘默多年的原因是「恐懼」：一方面怕自己勢單力薄，怕被杜英哲打擊報復；另一方面則害怕「蕩婦羞辱」，擔心自己不是完美受害者，也拿不出實質的證據。

於是女孩們選擇了沉默，甚至「以為這是自己的錯」。也有人深深自責：「我為什麼連反抗都不會，為什麼啊？！」

除了恐懼，不少人更對當時發生的事不知所措。就像一位既是「影路」前學生也是前員工的受害者所說：「我能感覺到那件事應該是『不正常』的，但我不明白它具體代表了什麼，也不敢對任何人提起⋯⋯我相信有很多和我一樣當時未成年、或剛成年的女孩們，面對這種狀況根本是無措的。」

這些性侵害的發生時間橫跨15年以上。15年前的中國，極少有針對性騷擾的大規模討論，能引發公眾廣泛關注的性侵／性騷擾事件大多涉及命案。直到2018年，#MeToo運動才真正在中國激起性別議題對話場域的變革。許多「影路」受害者遭遇侵犯的年代，不但輿論氛圍遠沒有今天這樣進步，女性對性侵犯的認知，也不像如今這樣普及而明確。

在那樣的大環境下，只有17、18歲涉世未深的女生，遇到杜英哲和「影路」這種將性侵文化視為默認規則的結構，根本不知作何反應。無措、羞恥、自責、恐懼等情緒全部糾纏在一起，她們只能沉默。

我們今天可以用「藝考圈房思琪」去表述她們的普遍遭遇。但在當年，並沒有這種表述，她們也不知道該怎樣講述自己經歷的事，也就更談不上反抗甚至尋求法律層面的支援。個體的受害經驗，只能各自孤立。

（Unsplash）

另外很值得探究的一點，是部分女性在事件中的位置。

有些女性員工既是受害者，也是默許惡行的共犯，而如果說在「影路」的職場結構裏，對杜英哲的行徑視而不見已是「常態」，那麼杜英哲前妻陳昕的位置，就堪稱「扭曲」了。

大量「影路」前學生及員工都提到，陳昕不只縱容杜的行為，甚至是他的「同謀」，她會幫他邀約女生，讓女生放鬆警惕，更易於杜得手。有受害者表示自己「始終不理解不明白陳姐在這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出於什麼動機」，亦有陳昕在北電文學系的同班同學揭出當年被杜英哲性侵的往事，呼籲陳昕「去做自己那一份懺悔」。

根據《財新》報導，多位陳昕的大學同學希望她「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但也有同學認為「她其實是最大的受害者」，因為她長期處於杜英哲的強勢PUA（情感操縱）和精神控制之下，才會如此。

其實兩種說法並不矛盾。曾以妻子身份在十幾年裏不斷協助杜英哲實施性侵的陳昕，既是加害者，也是在「影路」遭受「權威、資源、性別三位一體的剝削」最久的受害者。

就像很多女性雖然深受父權社會之苦，卻自覺維護並依附於那個體系──「影路」就是一種父權權力架構的極端展現形式，部分女性受害者既在其中被剝削，又成了架構裏的幫兇。

藏在藝考產業鏈的系統性犯罪

能夠持續多年的大規模性侵犯、性剝削事件背後，一定有權力結構在支撐，而不僅僅是因為有個別「變態」存在。中國近十年來形成的藝考產業鏈，就是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得以醞釀的溫床。

「藝考」是指藝術院校考生在高考前需要參加的專業考試，一般分初試、複試和面試三階段進行，通過面試拿到「專業合格證」，高考時才能報考對應院校。

而杜英哲創立的「影路」，是北京最早瞄準五大藝術名校（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國傳媒大學、上海戲劇學院、中國戲曲學院）的專業考試提供系統性培訓的機構──至少在我的記憶裏，更早之前，備考藝術院校並沒有培訓班可以參加。

2008年，「影路」註冊成立公司，「藝考」也逐漸開始形成風潮，藝考產業隨之大熱。2010年之後，「影路」每年的招生人數都在300人以上，巔峰時達到400至500人。2015年，中戲「電影電視系」影視編導方向擬招生25人，其中，半數錄取者曾在「影路」參加培訓；2016年，北電有七個專業超過20%的新生，都在「影路」上過課。2015年後，「影路」推出「一對一」輔導模式，9800元人民幣起跳，VIP班的價格更高達99800人民幣。

所以，真正值得檢討的，是能創造暴利的「藝考產業鏈」甚至藝考制度本身。為何中國的藝考體制能促成一個培訓機構內部教師和藝考生之間畸形的權力關係？杜英哲長達多年的性侵犯就是在利用這種權力關係，是一種藝考制度下的系統性犯罪。

權勢性侵之所以能持續發生，是因為加害者掌握了權力去建構「規則」。

直到事件曝光驚動全網，杜英哲仍在用系統性的方式為自己辯護。他兩次回應受害人對他的集體指控，第一次刻意轉移焦點，強調「藝考的荒誕」；第二次發現輿論已不可能挽回時，雖然號稱「真誠道歉」，但仍自辯是想「利用人性中惡的一面讓學生藝考成績更好」，才破壞了師生關係的邊界。

杜英哲說是「對惡的失控利用」吞噬了他。這種偷換概念、迴避自己性侵犯罪事實的話術，其實是很狡猾地把個人的惡，掩藏進了「系統的惡」裏推諉卸責。

但同時我們也的確無法忽略，是藝考制度給了他可以利用之處，是系統的漏洞給了他行惡的可能與便利。

有受害者被他哄騙「你只有和我睡才能考上」；有受害者被他洗腦「性愛等於藝術，你們沒有性愛，藝術院校不會招你們」；也有受害者認為，「影路」讓人噁心的「規則」是「既定的每一屆影路的學生都經歷過我們也要經歷的過程」。

權勢性侵之所以能持續發生，是因為加害者掌握了權力去建構「規則」。而在藝考機構這樣的封閉權力場域裏，杜英哲就是規則的制定者。那誰給了他這種權力？正是讓考生趨之若鶩、又給大眾帶來不少負面印象的藝考制度。

中國的藝術院校招生早就被詬病為亂象叢生。招生過程不透明、藏污納垢的利益輸送時常被曝光，杜英哲又善於在天真單純的考生面前營造、強化藝術院校的「黑暗」形象，所以很多受到侵犯的女生才會更恐懼，任其予取予求，甚至誤以為培訓機構內部的性侵文化，就是藝術院校師生關係的常態。

北京電影學院大門。（N509FZ@Wikipedia/CC BY-SA 4.0）

法律難以追究的權勢性侵

2020年疫情之後，北電、國戲等院校的線下藝考大面積取消，藝考培訓行業也大受衝擊。但「影路」多年在業內佔據龍頭優勢，背後是否存在藝術院校的權力尋租現象，仍然值得深究。

根據「海淀公安」通告，杜英哲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其涉嫌的性侵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但由於中國並沒有專門的性騷擾防治法或者反性騷擾立法，只在《婦女權益保障法》、《民法典》等相關法律法規裏做了一些原則性規定，再加上杜英哲並不是透過直接的肢體暴力實施性侵犯，所以可操作性和可執行性都有限。

眾多受害者最終能否以法律途徑追究其責任，仍要打個問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