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我和杜甫都是爸爸詩人

有時我會開玩笑說，我們好像是在這個家打工的，妳是司機，我是管家。我們得時不時提醒一下自己，我們不是光為他們活著的。

廖偉棠，46歲，詩人，育有10歲子和5歲女。昔居香港，現居新北市。

我太太是有正職的，我在家比較多，所以基本上小孩都是我在顧。早上我做早餐，叫他們起床，平時上學的時候呢，我會騎電動車載兩個小孩去上學，除非天氣很糟糕，我才會求助太太開車送我們上學。送完回來，我就開始做我自己事情，一般都是給媒體寫寫稿啦，也在大學裡兼教寫作的課。

大概到下午4點鐘左右，我就去把他們接回來。每天晚上，我負責哄睡孩子，一般都會在他們床上留半小時左右。晚上所有人都睡了、沒人打擾我的時候，差不多已經10點多，我就可以全心做文學創作。

「男主外女主外」這種刻板印象，我覺得台灣真的比香港嚴重一些。在台灣，去學校家長會的幾乎都是媽媽，可能只有兩、三個男家長，就會有點尷尬。在香港，爸爸和媽媽的比例可能是4比6，最多也就3比7吧，但在台灣差不多都是1比9。她們（台灣家長）就會很好奇說，哎，你不用去上班賺錢嗎？

我們自己的分工是這樣：媽媽會管他們的「智力」方面的事情，學習啊、遊戲呀，總之跟精神有關的幾乎是媽媽參與，我就管他們的吃飯、洗澡啊，肉體上的事情基本我來負責。當然，精神的部分我也要幫幫忙囉，比如我女兒年紀小，所以我們會互相講故事，我剛剛就跟她說，昨晚我看到一條大鯨魚飛過我們的窗戶外面，妳有看到嗎？

為了孩子，我們第一次選擇不自由

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的，有了孩子之後，夫妻都為孩子而活，人生很多選擇都會以孩子為第一考慮。

兩人的伴侶關係，要經常提醒自己：我們不是一對工作夥伴。有時我們會開玩笑說，我們變得好像是在這個家打工的，妳是司機，我是管家，這樣就很搞笑嘛！我們得時不時提醒一下自己，我們不是光為他們活著的。其實媽媽的犧牲精神比我大，但我也經常提醒她，哎，妳別忘了，妳是個詩人喔，不要光想著他們，要想想我們自己了。

我爸爸是遠洋水手，我有時候可能要半年才能見到我爸爸一次，所以從小我父親的角色是缺席的。他是一個比我還要內向的人，不太溝通，好處是他真的不管我，我去寫作，他從來不會說「你去學醫吧，錢賺多一點」，但是當我有情感的問題等等，上一輩父母不太可能跟我交流，都得自己解決。

這對我還是有影響的──我太太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影響，覺得我沒有一個「怎樣當爸爸」的參考；但我又覺得，那我就全心地從零開始學習當爸爸，那樣挺好的，也不見得是壞處。

我學當爸爸，真的就是憑自己內心。我作為一個詩人，很重視「童心」，我始終都是秉持童心去跟孩子交流，她5歲，我可能就用5歲的思維去跟她聊天，他10歲，我就把自己放回一個少年的位置去跟他交流，我覺得這樣是最奏效的。

有時候我心裡面還是有一點任性的想法：我也還是個孩子，我也想要我的爸媽來顧我、我卻要照顧你們。我記得有一次，我真的想一走了之，買了機票，想短途離開一下。我去到機場，我兒子給我打電話、哭著要我回家，我都要登機了，又從機場回來。

當然心裡還是蠻痛苦的，我想起了我兒子出生的時候，我寫過一句話，我說這是我和你媽媽「第一次選擇不自由」──我們都是很渴望自由的人，為了自由而付出，什麼都可以，但為了孩子，我們第一次選擇不自由。

在這崩壞的時代裡，做一個父親

當父親前的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對這個世界很憤世嫉俗啊──當然，我現在也很憤世嫉俗（笑），但現在比較樂觀一些，也許是逼自己樂觀吧。我以前沒有小孩的時候就想，這世界這麼爛，沒救了，同歸於盡就行了；現在就想著，雖然我自己無所謂，但對小孩，還是要給他們留一些希望。

我認為，生兒育女過的作家跟一輩子單身的作家，他們對世界和文學的看法，會徹底不同。我非常崇拜唐朝的詩人杜甫，但又覺得自己離他距離很遠，直到我有了小孩之後，我終於找到我跟杜甫唯一的共通之處：我們都是爸爸詩人。

在古代，很少有人寫詩會寫到自己小孩，但我發現，一個人會在唐朝、1000多年前，把對小孩的愛寫到詩裡邊，別人的詩都在寫名山大川、寫朝廷國家大事的時候，他在寫他的小孩，我就覺得他是中國第一個人道主義詩人。

父職的意義是什麼？我自己也一直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每一首我寫給我孩子的詩，其實也都是寫給自己。我想在裡邊去實驗和尋求你說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這個崩壞的時代裡、這麼糟糕的世界，做一個父親意味著什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或者說，這個答案要花一輩子去回答、去尋找。如果要說有什麼意義的話，就是人與人之間應該是互相成就的，比如說夫妻之間、朋友之間、你跟你的孩子之間，你有東西交出去給他，他也同時在回饋很多你沒有意識到的東西給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