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宮戰爭（下）：子宮帽與避孕藥，女人能用科技奪回生育自由嗎？ -《世界走走》

By 王穎芝

Jul 8, 2022, 09:50

生育控制的技術和責任「性別失衡」，因此後埋下了「沒收節育工具，就能控制女性子宮」的後患。

前篇文章，我們回顧了一部分的生育控制發展史：數千年以來，避孕與墮胎的默會知識，多半只能在女性社群內暗裏流傳，而且它們大多成效不彰，甚至有些危險；等到安全且效果明確的避孕和墮胎方法出現，這些技術卻又被男性主導的現代醫療系統所掌控，並轉化成為統治者施展優生學和規訓人民的工具。

現在，時間來到20世紀中葉。我們來看看子宮被沒收的女人們，如何透過新的節育科技衝撞體制、起身奪回主導權？

奪回子宮：避孕科技與生育控制運動

在國家之手介入、箝制女性生育自由的同時，女性並沒有任其宰割，而是起身反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女性爭取到廣泛投票權、受教權與工作權，節育運動也隨之萌芽。當時，墮胎仍被社會共識視作不道德，但女性節育運動者從避孕著手，試著奪回生育自主權。

例如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桑格被稱為「生育控制之母」，投身生育控制倡議超過60年，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一詞也因她而廣為人知。打從年輕時，桑格就看盡女性痛苦：其母親在懷孕第18次時死亡，又目睹姐姐因受不了家暴，把自己剛出生的女兒丟在雪地。因此，她決心提倡避孕，希望杜絕私下墮胎的悲劇。

早期，桑格成立雜誌推廣避孕，但才出版幾期，就被以《康斯托克法》判刑。後來，她逃往英國，與當地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一拍即合，並參觀了風氣較開放的荷蘭診所。返美後，她在紐約成立第一家生育控制診所，只是開業沒幾天，她又被捕入獄，關押了30日。

1918年，桑格迎來第一次勝利。紐約法官允許醫生基於醫療理由提供避孕知識，而她也終於可以成立美國第一間「合法」生育控制診所。

桑格的司法訴訟所換來的公眾曝光，也吸引很多捐贈者暗地支持，包括知名富豪小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長年捐助，令桑格得以成立美國生育控制聯盟，即是今日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的前身。

美國生育控制運動者桑格（Margaret Sanger）。（Underwood & Underwood＠Public Domain）

1920年代，桑格開始與各地女性合作。她前往東亞旅行時，發現中國存在殺女嬰的陋習，於是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在上海共同設立生育控制診所；桑格也六次造訪日本，與女性主義先鋒加藤靜江合作，先後成立診所和日本計劃生育組織。加藤靜江早年跟隨丈夫住在美國，受桑格影響而投入節育運動，特別相信工薪階級的女性掌控生育權才能改善生活；她的主張帶有強烈優生學色彩，還把生育控制權與提升公民素質視為一體。

此外，桑格還曾因旗下診所從海外購買避孕用子宮帽而觸法。1936年，她發起「美國訴一包日本子宮帽案」（United States v. One Package of Japanese Pessaries），最後，高等法院裁定單純進口並不違法，直接令這項產品銷售暴漲。直至1940年，美國已有四分之一夫妻使用子宮帽避孕。

桑格另一個最廣為人知的成就，是促成口服避孕藥的誕生。

1930年代以降，科學界已經發現雌激素、孕酮等性激素可以抑制排卵，只是還在找尋壓低成本的製作方法，有鑒於法規還是禁止販售避孕產品，很少人願意投資這些研究。

1950年，桑格的摯友、女權運動家麥柯密克（Katherine McCormick）從丈夫那裡繼承巨額遺產。在桑格牽線下，身為生物學家的麥柯密克認識了生殖學家平克斯（Gregory Pincus）與張明覺，她贊助兩人至少200萬美元，直到他們研發出可口服的複方避孕藥。為了避開美國限制避孕的法律，麥柯密克還資助婦產科醫師前往海外進行臨床實驗。

1960年，美國食藥署終於正式核准口服避孕藥上市，簡單易懂的服用方式加上調節月經的效果，立刻廣受女性歡迎。此時，《康斯托克法》還存在，因此女性不能公開購買避孕藥，但該法在1965年格里斯沃爾德訴康乃狄克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被宣告違憲時，已有將近半數的已婚婦女都在服用，可見口服避孕藥早就流傳甚廣。要等到1972年的艾森施塔特訴貝爾德案（Eisenstadt v. Baird），美國憲法才確立未婚女性使用避孕藥的權利。

儘管桑格在衝撞體制和鼓勵女性奪回生育自主權一役立下大功，但她早年反墮胎、親優生學的立場，也讓社會對她的評價褒貶不一。

桑格秉持強烈的反墮胎信念，認為在任何妊娠階段墮胎都是惡劣的，故倡議女性需要好的避孕方式，從源頭杜絕墮胎。她禁止醫師以診所之名提供墮胎資訊，僅贊成在危害母體時進行人工流產；有人認為，正因為她的宣傳深植人心，更嚴重加深了墮胎污名。

然而，她同時也對尋求墮胎的女性抱持高度理解和同情。也許是因為她早年在護理工作見過太多因墮胎而受苦的女性，因此她一生都在倡議女人有與生俱來的能力與權利，來判斷自己適不適合生育。如果自己都無法溫飽，再多控制與懲罰都無法阻止女人選擇墮胎。

此外，桑格和加藤靜江一樣，主張社經弱勢的女性應減少生育。她曾向女性三K黨宣傳生育控制，也在書信中經常提及「不適生存」等語彙，飽受優生學質疑。但她後來為自己辯解，稱只要有人願意聆聽就不會放棄推動節育的機會。

桑格如此闡述優生學和節育的差異：「優生學暗示女性第一要務是為國家服務。但我們認為，女性對自己負責就是對國家負責。女性擁有適當的生殖知識才能做出最好的判斷，決定何時與何種條件下可以把孩子帶到世界上。我們更相信，無論任何理由，女性都有權決定是否生育；即使決定當媽媽，也能自己決定要生育幾個孩子。」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她自己所說的這麼簡單。

桑格曾推動黑人專屬生育控制診所，在黑人社區設立許多節育推廣駐點，還因此與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夫妻交好。但有許多證據顯示，她私下經常流露種族歧視，更懂得用公關手段包裝優生學理念。

她也曾在私人信件表示，雇用黑人醫師才能讓黑人民眾願意親近，「以免他們搞些無知、迷信和質疑的手段」。她也認為要多跟黑人牧師合作，理由是「我們不希望出現我們想消滅黑鬼（Negro population）的傳言，如果發生的話，牧師可以遏止那些最叛逆的成員。」

2020年，計劃生育聯盟多達300位前員工出面指控，形容創始者桑格是個「種族主義的白人婦女」，組織也延續了歧視風氣，對黑人員工的升遷並不友善。流行歌手肯伊威斯特（Kanye West）也曾公開批評，應該將桑格的紀念雕像從公眾場合移除。

無論是國家主導或女權運動者倡議的生育控制，都難以和優生學劃清界線。現今，仍有為數可觀的黑人社群反對墮胎，除了信仰比較虔誠，更多是因為有優生學和種族隔離的前車之鑑：他們將生育控制的理念視為白人掌權者系統性消滅有色人種的陰謀。

這也是為什麼在美國，非白人族群對節育的支持度遠低於白人，而「節育」也始終是宗教和族群矛盾相沖的主要戰場。

規訓或賦權？性別失衡的節育科技發展史

「生育控制是女性的問題。無論男人會怎麼做，她都無法躲過責任，」桑格曾如此說道。

英文口語暱稱「那個藥丸」（The Pill）的避孕藥，曾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因為它實現了女性自主控制生育的願望。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現今全球至少有10億女性使用口服避孕藥。保險套畢竟還是仰賴男性配合使用，而異性戀兩性關係中的不對等，讓女性更容易蒙受風險。直到現在，還是有很多男性以感受不佳為由不願戴保險套，使用上也較容易出錯，但口服避孕藥只要正確服用，避孕效果達99%以上。

女性獲得控制生育的權利，也象徵人類的性與生殖終於脫鉤。女性可以享受性的純粹歡愉，也促進西方社會在1960至1980年代展開性解放運動。許多研究指出，女性能獲得避孕工具的比率，直接提升了高等教育受教率、參與科學工作的比率，也拉高了平均薪資。在個人自由和經濟發展上，避孕藥都功不可沒。

不過，眼尖的人或許已經發現，20世紀大多數避孕科技都是透過介入女性身體以達到節育目的。

口服避孕藥問世前後，科學家其實陸續發明了很多避孕方式。例如俗稱「銅Ｔ」的宮內節育器，是運用銅離子會干擾受精卵著床的原理，由醫生放入子宮避孕。荷爾蒙避孕法也衍伸出許多工具，包含埋在皮下的避孕針、放入子宮的避孕環，以及荷爾蒙貼片等；當然，人們永遠都可以選擇男性結紮和女性結紮。真的發生意外時，也能使用事後避孕藥與口服墮胎藥。

桑格的「女性責任說」不知不覺應驗了。這些「規訓式科技」繼續強化了「避孕責任屬於女性」的印象，而在科技發展不平等的情況下，生育自主權再度成為一種假命題。

以政策為例，官方或民間組織都更喜歡執行方便的做法，而要求女性避孕，永遠比要求男性容易得多。

台灣就是一個例子。

1960年代，台灣師法美國推行節育政策。（家庭計劃協會）

1955年，台灣開始推廣避孕，政府透過中國家庭計劃協會這個半官方組織，師從美國家庭計劃，鼓勵女性節育，也因為社會普遍認為「先生不是那麼願意配合」，而較少推廣保險套。1964年，政府推行全面家庭計劃，也以補助女性宮內避孕器、口服避孕藥和結紮手術為主，因為這樣更容易計算成效。

直到1980年代，各國開始重視愛滋病防治，保險套才在東亞快速成為重要避孕工具。然而在台灣，出於性文化保守及擔憂副作用，口服避孕藥時至今日都稱不上普及。

另一個極端案例則是中文讀者都很熟悉的中國。

從1979年開始強制執行的一胎化政策，雖然也常逼迫男性結紮，但女性仍是最大目標：無數女性因為強制上環（置入節育器）、人工流產與結紮而導致身心受創，手術數量都創下世界之最。中國傾國家之力阻止生育數十年，現在面臨極大人口壓力，又開始鼓勵生育二胎、三胎。有觀察指出，中國醫療機構開始拒絕提供絕育手術，以配合政府方針。

從市場角度來看，由於經濟資本和科學發展還是高度由男性主導，投資者、研究者仍然更傾向從女性身上找尋節育方法。

到底男性的生殖系統可不可以透過荷爾蒙等方式來避孕呢？

答案是有的，但要一直到21世紀以後，才慢慢有科學家找出答案。近年已有多種原理的男性避孕藥、避孕膏或避孕針正在研發，可是製藥公司也承認，預期男性消費市場信心不足，因此對於這類研發興趣缺缺。2021年，德國有女性新創團隊推出「超音波避孕器」，運用高溫原理達到長效殺精。超音波原理其實10年前已在大鼠身上證明可行，卻遲遲沒有進入人體實驗階段，目前還在嘗試透過募資完成。

心理層面，男性避孕藥推行也仰賴生育文化變遷。

20年前的研究顯示，女人普遍認為男性避孕藥是好點子，但絕大部分都不相信男人會乖乖吃藥，不敢把避孕責任交出去。

過去10年，有研究發現愈來愈多女性相信男性願意服藥，但僅限於處於穩定關係中的伴侶。另外，40歲以下的年輕男人也比以前更願意嘗試避孕藥，他們通常比上一代更願意承擔家務責任，也更常負擔起育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