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支持墮胎也反墮胎，羅伊訴韋德案原告掙扎一生的結論是什麼？

麥科維生命的不同階段，恰好證明貧窮女性墮胎問題的複雜和道德矛盾。

2022年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公布史上最悲哀的裁定：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結束憲法近50年來對墮胎權的保護。 

撰寫多數意見書的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主張：「憲法並不涵蓋墮胎權」、「墮胎權並未深植國家歷史與傳統」，「羅伊案從根本就大錯特錯」，不但遠沒促成全國性的墮胎問題解決方案，反而加深分歧，因此必須將其推翻，讓管制墮胎的權力回歸人民與其民選代表。

墮胎權，不僅全美沒有共識，也是羅伊訴韋德案原告「詹羅伊」（Jane Roe）一生掙扎思索的命題。

直到2017年2月逝世前，「詹羅伊」的人生處處充滿矛盾：她推翻了墮胎禁令，卻從未墮胎過。她的案子讓美國女權寫下新頁，但在羅伊訴韋德案的20年後，她彷彿換了個人似的，改口聲稱「墮胎是殺人」，而她的倒戈，也讓「擁護生命」（pro-life）陣營得以持續號召反墮胎行動數十年。她從未想當一名母親，但是在看見遊樂場上嬉戲的兒童時，她想起了被送養的親生女兒。

詹羅伊，本名諾瑪麥科維（Norma McCorvey）。羅伊案背後，她始終只是自己悲慘命運的倖存者。

成為詹羅伊

1969年9月，住在德州的諾瑪麥科維才21歲，卻發現自己第三度懷孕。

她深知自己不想要也養不起孩子：前兩次，她都將孩子生下，然後拋棄監護權，這次她希望能夠墮胎，阻止不斷意外懷孕所造成的悲劇。但是她找不到辦法。

當時，美國大多數的州法律認定終止妊娠是重罪：賓州完全禁止墮胎，其餘州份只允許在孕婦生命受威脅或遭強暴的情況下人工流產。而她所居住的德州，只有在胎兒足月且威脅到孕婦健康的情況下，才允許墮胎。麥科維平時以服務生工作維生，根本沒有多餘的錢前往合法墮胎州，也無力支付750美元（約新台幣2萬2000元）的非法墮胎費用。

不只是麥科維，當時意外懷孕的女性大都陷入類似的處境。

少數人即使符合州法律的墮胎資格，還需經過醫院委員會、精神科醫生等專家層層把關與批准，只有經濟能力許可的女性才有可能通過嚴格合法程序墮胎，或透過出國、跨州進行人工流產等其他方法，安全地終止妊娠。

1950年代到1960年代，美國每年至少有20萬到120萬人次進行非法墮胎。許多貧窮女性別無他法，冒險自行終止懷孕，她們透過摔下樓梯、把衣架戳進子宮頸或拿清潔產品清洗陰道等激烈方式流產，遭受慘痛的後遺症甚至死亡。

這荒謬又悲哀的情況在當時已經掀起輿論關注：意外懷孕是女性一生常見的遭遇，終止懷孕卻是非法且危險的。

麥科維多次尋求墮胎無果，偶然被轉介給兩名關注墮胎權的律師韋汀頓（Sarah Weddington）和柯菲（Linda Coffee）。

1970年，律師協助她以「羅伊等人」之名控告德州政府的墮胎禁令，因為這不僅是「羅伊」一個人的案子，也是所有無法決定生育與否的女性提出的集體控訴。同年，麥科維愛上大她17歲的女性岡薩雷斯（Connie Gonzalez），兩人成為同性伴侶。

1980年代，麥科維開始站到幕前捍衛女性墮胎權。右為支持女性墮胎權的律師Gloria Allred。（AP）

訴訟期間，麥科維為避免生活受影響，從未親自出庭或公開身分，由兩名律師出席辯護。在當時，反墮胎的聲音來自宗教團體與保守派，兩大黨皆有人贊成或反對。女性的墮胎選擇權不只是政治爭端，而是社會公平議題。

代表德州政府的聯邦地方檢察官韋德（Henry Wade）辯稱，女性的隱私權不如未出生胎兒的「生命權」重要，故各州有權規範墮胎以保護未出生嬰兒的生命。

案件一路打到聯邦最高法院，韋汀頓企圖打動9名保守的大法官：「墮胎是否等於殺人不是本案爭點，重點在於墮胎的決定者是誰，」她強調，「我們不想認定生命會從懷孕的哪個階段開始，沒有法律標準能夠認定胚胎何時成為『人』，所以問題在於誰能夠做出墮胎決定，是女人？還是政府？」

1973年1月22日，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7票贊成、2票反對做出判決，認定德州刑法限制墮胎權的規定，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正當程序」（保障公民基本權利不受政府侵害）條款當中對隱私權的保護。羅伊案判例實際上是確認德州墮胎禁令違反「婦女隱私權」，而女性的隱私權並非完全凌駕於胚胎「生命權」，故裁定孕婦只能在懷孕前三個月自行決定要不要墮胎。

「我們不需要解決生命何時開始的難題。當受過醫學、哲學和神學各自學科訓練的人都無法達成任何共識，人類知識尚在發展的此時此刻，司法機關無法推測這個答案，」主筆多數意見書的大法官布萊克蒙（Harry Blackmun）寫道。

判決一出，全美抗爭已久的女性歡欣鼓舞。

但是墮胎議題的歧見不曾因這項歷史性判決而彌合。原先零星的宗教反墮胎運動開始在全美崛起，保守人士以「保護胚胎生命」名義，將提供人工流產服務的診所團團圍住，抗議裡頭的所有人都會「下地獄」。反墮胎運動者甚至試圖槍殺醫生，自1993年以來，美國墮胎診所多次發生襲擊事件，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在被痛批是「殺人犯」、「殺嬰潮始作俑者」的恐怖輿論氛圍下，麥科維與岡薩雷斯度過約10年的「無名」生活。

1980年代，她開始勇敢站到幕前，捍衛女性選擇墮胎的權利；在1994年出版的第一本自傳《我是羅伊：我的人生、羅伊訴韋德案，以及選擇的自由》（暫譯，I Am Roe: My Life, Roe V. Wade, and Freedom of Choice）中，她以女同志身分出櫃。

1981年她主動加入德州達拉斯（Dallas）的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告訴人們她就是「詹羅伊」。儘管女同志身分並不被廣泛接受，但羅伊案使她變成了女權團體的英雄，受邀到全國各地演講。

戲劇性的是，她的立場在1995年莫名翻轉。

她突然開始為反墮胎陣營站台，聲稱「年輕無知被當成宣傳墮胎工具」，餘生都要用來推翻羅伊案判決。1998年，麥科維出版第2本自傳《愛贏了》（暫譯，Won by Love），敘述她從支持墮胎權變成反對墮胎權的過程，並宣布自己成為天主教徒，不再是同性戀。

這帶動了反墮胎陣營的士氣與反撲。2004年，麥科維甚至試圖讓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不過該案在2005年被駁回。

身為諾瑪麥科維

麥科維立場倒戈的謎團，直到2017年才解開。

導演史威尼（Nick Sweeney）為了拍攝紀錄片《又名詹羅伊》（AKA Jane Roe，暫譯），來到德州一間養護中心。鏡頭前，麥科維插著鼻管受訪，娓娓道出她口中的「臨終前的懺悔」。

1995年起，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原告麥科維的立場翻轉，開始為反墮胎陣營（pro-life）站台。（AP）

「我拿了他們的錢，他們把我放到鏡頭前，告訴我該說什麼，我就說什麼。我也做得很好，我是一個好演員。」在2020年上映的紀錄片中，麥科維表示，她領取了「拯救行動」（Operation Rescue）等反墮胎組織的報酬，「演出」反對墮胎的「謊言」。

「我清楚知道自己當年懷孕的感受，我不想再讓其他女性嚐到這種滋味──廉價、骯髒、一無是處。女性會犯錯，當她們和男人犯錯時，就會發生這種事。它（非預期懷孕）是自然不可避免的，你不能阻擋，也無法解釋，就是會發生。」

麥科維也向史威尼坦承，放棄與岡薩雷茲數十年的感情讓她非常痛苦。她表示，家人不同意她與女性相愛：「我喜歡女生，但我媽說這是很髒的。」

麥科維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歡女孩，她與男性的關係幾乎都是不快樂的。

她1947年出生，在德州長大。父親離家出走，母親獨自扶養她與兄弟，常在酗酒後施暴。

九年級時，她帶著女友私奔到奧克拉荷馬的一間旅館，兩名女孩接吻遭人檢舉。麥科維因為性傾向被逮補，送進德州甘城女子感化學校（Gainesville State School for Girls）。遠離原生家庭，讓她享受到童年以來最快樂的時光。

15歲那年，麥科維回到家中，母親把她交給自己的表兄弟照顧。她說那是夢魘的開端：這名親戚連續三週、每天晚上都性侵她。16歲時，麥科維再次逃離原生家庭，這次她試著建立自己的家，但丈夫對懷有身孕的她揮舞拳頭，讓她失望不已，訴請離婚。

1965年，她生下第一個孩子梅莉莎（Melissa）。之後她沉淪於吸毒、酗酒，只能放棄孩子的監護權（她指控是母親騙她簽下的，當時她以為那是保險單）。1967年，她生下第二個孩子珍妮佛（Jennifer），並交由他人收養。

第三次懷孕時，她控告政府的墮胎禁令，成為世紀判決的原告「詹羅伊」。

她為全美國的女人爭取到了墮胎權，卻來不及為自己的生育做決定——勝訴之前，她的第三個孩子也出生了，並且和前兩個孩子一樣，面臨送養的命運。

1980年代，麥科維在推廣墮胎選擇權的組織工作時並不快樂。她有時候會在深夜打電話給共事的婦產科醫生塔芙特（Charlotte Taft），一邊喝酒，一邊反省這一生做的決定是對是錯。偶爾，她會懊悔自己意外成為美國現代「道德劇」的主角。

塔芙特說，孩子的遊樂場一直是麥科維的痛苦來源。有一天晚上麥科維對她嘆道：「遊樂場上都空蕩蕩的，這都是因為我。」

1989年，麥科維找到了她的第三個孩子。她曾經渴望皆大歡喜的團圓，但是她清楚，那個差點被她墮掉的孩子，一點也不想見她。就算麥科維後來皈依天主教、聲稱自己不是同性戀或改變對墮胎的立場，也無法帶給她內心的平靜。

一直到臨終前拍攝紀錄片時，她說支持墮胎選擇權是真心的，但也不後悔參加反墮胎運動的20多年光陰。

墮胎權背後，女人的真實故事

麥科維生命的不同階段，恰好證明貧窮女性墮胎問題的複雜和道德矛盾。

《又名詹羅伊》導演史威尼認為，兩大陣營的人都很想將她簡化為一個符合他們目標的光榮勳章，但要知道，她是活生生的人，在很多方面，她只想做自己。

麥科維不是無瑕疵的樣板。她為了收錢而演戲——從艱苦生活倖存下來的人，為生存不惜一切代價。

紀錄片拍下了兩大對立陣營人士對麥科維臨終告白的反應：曾與麥科維一起推廣墮胎選擇權的婦產科醫生塔芙特、前華府反墮胎運動領袖申克（Rob Schenck）都倒抽了一口氣。

塔芙特說，她想起麥科維一直渴望做點好事，「作為支持選擇運動的典型代表，她必須成為英雄，會見名人，獲得掌聲並發表演講。但她見到的人們都對她說，她終於過上『好』生活。」

申克說，他震驚是因為她強迫「我對自己誠實」。他現在想，反墮胎運動利用了麥科維的人生，他們利用了她的形象、故事和遺憾，剔除她所有複雜經歷的細節，把她變成完美的「改過向善」宣傳模板。她曾向福音派領袖說過，她仍支持女性在懷孕早期終止妊娠的權利──但反墮胎倡議扭曲了她的本意。

墮胎是女性一生都可能面臨的艱難選擇。人們如此著迷於爭奪道德制高點，卻不曾關心在那制高點下的女人有多麼痛苦、愧疚與迷惘。麥科維清楚自己沒有能力養育而多次放棄監護權，連續棄養三個孩子的罪惡感一直伴隨著她。

紀錄片接近尾聲時，麥科維說：「幾千年來，女性一直在墮胎，如果這只有女人能做選擇，而她選擇墮胎，那她理應能安全地終止妊娠。羅伊訴韋德案幫忙挽救了人命。」

立足了半世紀又被推翻、分裂全美輿論的羅伊訴韋德案背後，是一個女人掙扎一輩子得出的結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