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6日,再度兩晚沒睡的我,落地桃園機場,但更多意外在台北等我。
包括我住的防疫旅館發生本土群聚感染,緊急篩檢與撤離,公費檢疫所的惡劣環境,以及我任職的公司以客戶憂慮「這位老師住過群聚感染的防疫旅館,有病毒很危險」為由,儘管完成14天檢疫與7天自主健康管理,仍禁止我返回職場三週,也未提供任何企業超前部屬的薪資補貼。
我被台灣政府與社會隔離超過6週。
在台灣從事「確診者歧視」專案研究的友人感慨地說:「表面上,這個系統把隔離檢疫者捧為無名英雄,但實際上是次等公民。」
台灣隨後也爆發Omicorn本土傳染。正式出關第一天,我打了第三劑加強針,診所護理師沒有拒絕我。「一個把自己關了21天的人,還馬上打了第三劑,有人比你更乾淨嗎?」另一位友人苦笑地說。
Omicorn快速蔓延全世界,更多國家瞭解這支病毒易傳染但多輕症特性後,反而加速了國境的開放。有別於中國堅持清零與封城,台灣政府與社會也不得不接受「與病毒共存」的國際趨勢。
台灣人其實一直都可以自由旅行,只要不怕隔離。
2021年起,我經歷了中國、台灣與印度三個國家,從各國政府的入境檢疫,到台灣公司禁止工作的天數,隔離時間累積起來有數個月之久,但這仍然沒有阻止我踏上這場橫跨東亞、英國、葡萄牙與印度半個地球的旅行。
我與外界隔離的天數,超過98天,但自由的氣息於我更為誘人。
隔離的累積天數並未因返台而結束。我在2022年5月底確診新冠肺炎,此時台灣的確診隔離政策已縮減到7+7(居家隔離7天,自主健康管理7天),也有越來越多台灣人理解居家隔離者與確診者的困境,但有些人依舊焦慮。
確診第九天,我返回教室上實體課程。
「今天我是確診第五天,老師你可以幫忙保密嗎?」上課前,另一位瑜伽老師對我說。上課時,我沒打算隱瞞口罩下的聲音沙啞,但第一排同學立刻表示,「老師,不好意思,但我很在意你確診,我可以坐到最後面嗎?」
「因為我一劑疫苗都沒打。」他說。
「那我們更要打好三劑疫苗來保護他喔。」我對氣氛尷尬的全班同學說,同時內心困惑著:一劑疫苗都沒打,但是依舊要來眾多不特定人往來的瑜伽教室上課,你到底是在意還是不在意呢?
歷經長達一年的入境者歧視、檢疫者歧視,終於來到確診歧視這一步,但我早已沒有任何情緒。過去10年,我在印度、緬甸與東南亞國家旅行,而在疫情下來到印度,讓我理解旅行的意義,也超越了被歧視的焦慮與憤慨。
去年12月抵達瑜伽學院時,印度友人熱切地擁抱我,感慨道:「我們收到你的email時,覺得很振奮,有外國人願意來印度旅行。印度即將復甦,我們要回到正常生活了。」
「所以這次你回來印度,是什麼感覺?」她問。
「像夢一樣啊。」我抹著眼淚回答。
我沒有想過,一個人跨出國門的疫情旅行,能振奮遙遠的國家裡,不同語言的人們。所以,就算回台灣還是要隔離,我仍開始了下一次的旅行計畫,因為我是如此想念旅行。
我想念泰國南部宋卡府的馬來西亞風光,與北大年府的伊斯蘭清真寺;葡萄牙波多的杜羅河畔,夕陽下粼粼的流水浸涼了我的大腦;老鷹在孟買的藍色天空乘著氣流滑翔,氣流掃過皮膚;我在老師的新墳前安靜了下來,像是過往在他的腳邊聽課。印度收容了我的哀傷。
至於因陷入動盪而回不去的緬甸卡薩(Katha),我從喬治歐威爾的文字裡得到慰撫——不被認同的孤獨,被這19世紀的孤獨男人所理解,所以我開始書寫緬甸。瓦拉納西的恆河重塑了我的生死觀,死亡的到來將如瓜熟蒂落般自然,在恆河水裡,我自由了。
旅行是生活,是柔軟人生的養分,沒有時間浪費在對病毒的恐懼與焦慮。
所以,我出發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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