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 8, 2022, 09:40
最近幾個月我被朋友們推薦了最近「最勁爆」的綜藝秀——強尼戴普和安柏赫德的訴訟案和狗血滿天飛的婚姻故事。
我得到的信息和當下主流的輿論很一致：大家告訴我，安柏在強尼的床上拉屎（其實是狗屎）、安柏切斷了強尼的手指（強尼自己弄的）、安柏毆打強尼、安柏在強尼身心俱疲的情況下貶低他的人格、安柏患有邊緣型人格障礙，安柏製作了自己被打的照片……總之，安柏是控制狂、愛演戲、愛撒謊，還利用metoo得到了工作和名聲。
我無法加入大家熱絡的討論，不是因為我還沒來得及「追劇」，而是我首先被大家熱切討論中的厭女發言震驚了。
「最毒婦人」引發的厭女狂歡
這些發言，會合理化強尼的施暴行為，宣揚和鼓勵暴力、並且伴隨明顯的男／女偏見：
「她操控了強尼，她毆打他，這才導致強尼酗酒和吸毒。」
「強尼打人是因為她太可恨了，她活該被打。」
可是據《滾石》的採訪和業界評價，強尼早已經陷入酗酒、吸毒的循環裡，不僅片場會遲到，還要戴耳機聽別人讀台詞給他，甚至，他在片場毆打了工作人員——這場訴訟將在7月開展。他有不止一次的破壞公共場所的記錄，他的三個前任出來表示他在交往過程中，愛衝動、愛控制、愛嫉妒，雖然她們都表示她們身體沒有受傷，但是一個暴怒的人在你周圍砸掉整個櫃子，你會說他不是暴力的？
一般情況下，在對家暴的看法裡，輿論的底線起碼是「再怎麼樣都不能打人」，但是強尼毆打安柏的事實，被這次訴訟一筆勾銷了。
人們採取的邏輯，背後仍是性別偏見：
男人打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太生氣，或者太委屈；女人打人是不可接受的，她一定是蛇蠍心腸、瘋子、沒有同理心的。
有趣的悖論是：人們喜歡鼓勵受害者反抗。而人們卻不會把女性打人，看作是特定情況下的反抗。反而會覺得她是施虐的人。
「完美受害者仍然不完美」
還有一些發言，是缺乏對性侵、家暴受害者當庭表現的基本理解，而做出的苛刻評價：
「她表情太假了，她怎麼在這個時候哭啊。」
「她太冷漠了，她到底有沒有受傷啊。」
這裡有幾個特別基本的知識我想補充：
- 受害者當庭表現的不穩定，是常見的
受害者在法庭上經常出現抽離、冷漠、防備、記憶模糊、情緒不穩，或高或低的情緒，一定會在看客、陪審團的期待以外，這本身就是metoo訴訟的難點，而且也是受害者額外的負擔。她不止要自證清白，還要用看客們、陪審團們，能夠理解的方式。
不要苛責受害者，不要要求她做更多情緒勞動，是metoo進展這麼多年，在公共領域討論受害者當庭表現的一個共情能力底線。
當人們戲劇化地去看待受害者的表現，其實已經將她的受害過程抹去了。真實的生活不是有邏輯線的戲劇，鋪墊好了，激發矛盾，再給你看得明明白白。受害者的生活不是電視劇。
- 關於記憶的斷裂或者異常清晰
有人說安柏對細節記憶太清楚，像是說謊——但是，創傷後應激障礙可能每天每夜的帶你回到你被侵犯的那一天。
有人說安柏在交叉質詢時候回答不出她被侵犯的時候酒瓶在哪裡——就此認定她是說謊的——但是，你不能用態度來斷定事實，她在反覆反問和憤怒回應質詢的時候，她也有可能是對這些問題感到冒犯。
- 家暴受害者錄音錄影是「理性的、負責的策略」
像是安柏這樣有錄音錄影照片人證的受害者，已經近乎完美了。但是這樣有效保護自己的作法，被稱為目的不純，有心機。在虐待關係、騷擾情況出現的時候，錄影是專業人士會最先建議受害者做的事情。
錄影被說我惡意和心機，不錄影被說沒證據？受害者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不被這樣惡意檢視呢？
大眾希望受害者又弱小又頑強，既要反抗，又要受傷，既要勇敢說出受害經歷，又不能老謀深算的抹黑。每個受害者都是在兩極化的期待裡走鋼索的人。
真的有人能從metoo獲利嗎？
除了主流父權觀念本來就認為「metoo是矯枉過正」「metoo侵害了男性的權利」以外，我特別關注輿論和大眾討論中，女性對安柏的憤怒、憎恨和厭惡。
我開始重新關注他們兩人的訴訟歷程，並查看了英國的卷宗。我看到有十二個不同地點的毆打，是具備認證或者有錄音錄影的，並且在英國的三位獨立法官的核查下，確定了強尼「毆妻者」的身份，在英國這樣一個有「誹謗罪穩贏」之稱的天堂，強尼輸了官司。當時，人們是如此的相信安柏，尤其是全球的女性覺醒和女性主義運動，將她視為一個典型的metoo人物。
為何如今，以一己之力對抗好萊塢權勢名流的安柏，會成為很多人所謂的「metoo」毒瘤？為什麼很少看到女性主義者們發聲？
關心metoo的評論普遍有以下幾種：
「她毀掉了metoo這麼多年的艱難成就。」
「她讓以後的受害者蒙羞。」
「她用metoo獲利，她因此獲得了工作機會。」
強尼和安柏的事件是否動搖了受害者的維權決心？答案是肯定的。《滾石》的報導指出，許多正在準備訴訟的受害者，普遍開始撤訴，但是原因不是因為安柏，而是因為「大量的羞辱受害者的輿論」。
傷害metoo的不是安柏，而是這個動輒得咎的厭女環境，是有漏洞的司法體制、不同情受害者的看客、在全球範圍用安柏被侵犯的影片製作meme的人，是這個假裝性別平等，卻轉眼就掀起厭女狂潮的男權世界。
安柏並不會敗壞metoo的名聲。因為metoo的主張本身也不是「完美女人才得救」——metoo運動並不需要一種好名聲，來過濾掉「壞」女人的遭逢。
Metoo 不只是關於把受害的事情說出來，也同時意味著，要重新建立多元的女性主體的基本權益的標準。當一個受害者不是完美受害者的時候，同行者應該給的是耐心，而不是「你拖垮了我們的革命」。
「依賴共生」與「巨嬰 vs. 聖母」
如果安柏不是純粹的受害者，我們要怎麼更脈絡化的理解這一段被公共化了的關係？
平權的看法認為是「雙向施暴」——各打五十大板要公平：但是其實這解釋不了暴力是如何產生的。若站在比較靜態的權力不平等角度，會斷定安柏不可能是施害者：這種說法考慮到系統性的不平等，但卻無法從長期關係的複雜性看到關係的矛盾。
我覺得特別遺憾啊，大家好像都不太相信他們很相愛？也沒有一個動態描繪長期關係的策略。
大家也不相信愛能造就權力的傾覆，不相信愛和親密帶來的更多致命的精神武器：你最脆弱最在意的念頭、你最自我毀滅的樣子，你懇求對方不要離去、你被激發出的憤怒和荒謬。
人們在選邊站和迅速決定自己相信什麼故事的時候，其實也在極端的浪漫化「親密關係」。
實際上，愛是充滿權力關係鬥爭的。愛沒有那麼美好。
《依賴共生》一書中介紹，百分之九十的伴侶都曾經或者正在經歷依賴共生：一個無助脆弱需要被照顧，一個依賴「伴侶對他的依賴」。過度依賴的人，會表現出認為自己無能，害怕被拋棄（愛忌妒、查看手機、懷疑伴侶的交友圈），以他人為中心的取悅行為，最後他們會和自己的真實感受分離，常伴隨物質成癮、酗酒吸毒來麻木感官。他們會通過自我傷害來脅迫對方，取得支配地位，他們常常看起來很可憐，卻其實在關係裡常常施暴。
而強尼和安柏的情況，更符合心理學研究中典型的有毒關係模式——浪子／巨嬰＋聖母拯救者模式（這裡並不指特定性別）。
一方是留戀情場不斷獵豔的情種，只對熱戀期的快樂感興趣，或者是身體、精神都陷入無能狀態，事事需要照顧和陪伴，而另一方是一個無限付出和投入的拯救者模式，共情前者的脆弱，忽視自己的需求，常常沒有底線， 對自己撒謊，也對別人。
這兩者背後都是創傷性的童年經歷，男性的浪子和巨嬰常發生在童年被虐待的情況，他們骨子裡厭女又需要一個和童年不同的母親來照顧自己，因此他們常常表現的或者親近或者疏離（這是依賴無能的表現）；而聖母們，常常尋找沒有獨立生存能力的、難以取悅的、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人，堅信「我和其他女性不一樣，我會讓他走上正道」，或者「我應該無條件的愛和支持他，即使這個關係讓我痛苦」——這給他們帶來「自己是獨特的」感覺，往往他們都成長在嚴苛的、有條件的愛或者挑剔的家庭環境下，與更常見的「討好者」不同的是，他們在日常交往中往往是強硬的，只有對伴侶的關係裡，毫無底線的原諒。
浪子和巨嬰利用伴侶來滿足他未能養成的人際邊界和施虐慾。而聖母通過操控浪子/巨嬰這樣「愛無能」貢獻愛，來得到改造和拯救的成就感，常常伴隨著一個非常病態的信念：他們的個人價值建立在一個無法愛的人能夠突破自我、給予愛。
兩者背後都是非常低的自尊，和根深蒂固的堅信自己不配被愛的。
而且當衝突真正產生，他們都會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你承諾了無條件的愛卻羞辱我最不堪的時刻」，「我忍受了這麼多非人對待只是為了喚醒你，你卻辜負我」。
回到強尼和安柏的情況，我們也看到庭審的過程中暴露了很多他們相處的細節，比如在安柏因強尼做了什麼事情而憤怒的時候，強尼是慣性逃避的。這裡面就是一個很常見的依賴共生表現——追逃模式：一方不斷的在需要負責、需要表達真實情緒和溝通的時候，選擇逃避和閃躲，實際上卻形成了一種冷暴力的氛圍；同時另外一方，因被否認情緒、質疑真實的感受，而憤怒且具有侵略性，如我們在他們互動中所看到的，不斷的入侵對方的安全空間。——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發現安柏和強尼其實都在進行長期的心理諮商，並且作為伴侶，他們也有吵架的安全詞「沙發」，來中止不好的模式。
依賴共生的雙方是時常會互換角色的，這導致一系列的病態互動。這也是我為什麼想花如此多篇幅來介紹依賴共生的原因，當一段關係變成全球焦點，如果要給予審視，那麼所有審視者都應該有更多的耐心去動態化、脈絡化的看待一個關係，認知一段關係的複雜性，利用動態性的框架去換位思考，避免輕易陷入譴責狂歡裡。
這是對事件真相的尊重，也是一次挑戰自己偏見的機會。愛不是只有一種樣子，人也不是只有積極健康的一面，metoo也早就該細化到可以處理複雜的、愛恨交織的暴力事件了。如果僅僅是瞭解暴力本身，不關心背後人的生命歷程，不止會不知所云，也無法對處於虐待關係的人們提供任何幫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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