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無前例的最高法院文件洩露，近半世紀的美國女性墮胎權或將顛覆

2022年5月2日的晚上，美國時政媒體Politico刊發了一則爆炸性新聞：根據一份洩露的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書草稿，最高法院將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否定美國憲法保護婦女的墮胎權。

這份長達98頁的裁決書，執筆者是阿利托大法官（Justice Samuel Alito）。他寫道，羅伊訴韋德案「從一開始就大錯特錯（egregiously wrong）」，「墮胎並非我國的歷史和傳統」，「美國憲法從未提及墮胎問題」，並表示「墮胎的權力應該交還給人民和他們選出的代表」。四名保守派大法官都對這個裁決投下了贊成票，包括湯瑪斯（Clarence Thomas）、葛蘇奇（Neil Gorsuch）、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和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

美國最高法院預計會在2022年6月底或7月初做出正式裁決。若裁決成為事實，美國各州可以自行決定墮胎是否合法。根據倡議組織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的估計，未來將有多達25個州禁止墮胎。

消息甫一傳出，示威者在夜幕中從四面八方聚集在最高法院門前進行呼喊，高院馬上豎起圍欄，防止示威者衝撞。許多人徹夜留守在高院門前，也有示威者在距離高院不遠的國會山徘徊。待天亮後，許多物資和加急印刷的標語陸續送達到示威者的手中，反對墮胎的保守派人士也相繼到場，雙方唱起了對台戲，怒目而視，各喊各的口號。到了傍晚，越來越多的民眾結束一天工作，加入到遊行當中，最高法院門前一片人海，支持墮胎的人數超過了反對者的人數，人們齊喊「我的身體，我的選擇！」（My body, my choice!）等口號，示威在新聞傳出的第二個天再次升級。

一位手持「祈禱結束墮胎」（Pray to end abortion）標語的銀髮女士混入了支持墮胎的人群當中，她來自馬里蘭州巴爾的摩，身著福音派宗教組織「捍衛生命」（Defend Life）的T恤——像她一樣的人通常被媒體稱為「Pro-life」派。幾位年輕女性發現了她，立刻用「我的身體，我的選擇」（My body, my choice）的標語這擋住了她——她們是「Pro-choice」派。雙方不可避免地爭論了起來，銀髮女士斥責當下的年輕人不尊重生命，視貞操和墮胎為兒戲；年輕女孩們反駁說，每個人都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我們就是想享受性愛而不想要孩子。

幾個年輕的母親加入了「Pro-choice」的陣營。一個母親帶著她兩個年幼的孩子，大一點的孩子在媽媽身旁蹦蹦跳跳，小一點的孩子在嬰兒車裏舉著標語「這個媽媽支持選擇」（This mom is pro-choice）。另一對母女並排站在一起，女兒雙手舉起的粉紅色標語寫著：「我的身體，我的選擇，我的未來，我的聲音」（My body, my choice, my future, my voice）。

一位年邁的華府女性居民搬著她的椅子坐在示威者中間，她在椅子旁邊放了幾個衣架。她對我說，在她那個年代——60年代，女性沒有辦法合法墮胎，衣架曾是女性用來自行墮胎的常用工具，「恐怖至極，」她回憶到，「還有走投無路的女性會故意讓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去，試圖造成流產。」另有一對老年夫婦站在高院門前，不呼不喊，只是靜靜地舉著自己的標語，男士手中舉的是「男性支持女性權益！」（Men supporting women’s rights!）

美國最高法院可能推翻墮胎權裁決，示威者攜帶衣架至高院前抗議。（美聯社）

「男性和女性的支持同樣重要，」一位在喬治城大學讀書的女孩告訴我，「如果一個法律只針對女性，而不限制男性的權力，那麼，即使是在最進步的州，女性也仍然是二等公民。」她說，新聞傳出來的時候，許多女同學慶幸自己生活在華府，即民主黨執政的地方，不會發生墮胎禁令，自己不會受到影響。「如果最高法院的裁決成為事實，在美國任何地方，墮胎的女性都會被視作殺人兇手。也許生活在華府的我們暫時是安全的，我們卻永遠地失去了女性的平等地位。」

一語成讖的金斯堡

被進步派人士視為偶像的已故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曾表示並不完全認同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這是美國最高法院在1973年做出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確立了墮胎權是憲法賦予的權力。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金斯堡。（美聯社）

但金斯堡覺得，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的關注焦點錯了——這個裁決認為墮胎侵犯了女性的隱私權，即女性和醫生之間做出的醫療決定。而金斯堡認為這個「立論不穩」，判決亦「太激進」。她覺得，保護墮胎權利的理由應該基於性別平權，「使用平等保護條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來裁決更無懈可擊」，也會「保護羅伊訴韋德案不會遭到攻擊」。

金斯堡一語成讖。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背靠美國民權運動的大時代，在這之後的五十年間，不斷有保守力量試圖推翻此案，並將墮胎從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演化成了一個政治議題。一方面，美國墮胎權的裁決並非經過國會辯論、投票、立法這套傳統意義上的民主程序完成，而是透過一個裁決走在了民意和立法之前；另一方面，過往零散的反墮胎勢力因羅伊訴韋德案而匯聚、壯大，成為了美國兩黨政治中的必爭議題。最近幾年的民調顯示，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在投票時，關鍵標準就是看候選人是否支持墮胎。

在Netflix投拍的紀錄片《推翻羅伊訴韋德案》（Reversing Roe）中，雷根在70年代擔任加州州長時曾支持墮胎，並率先通過州立法案，但後來當選總統後為了爭取連任，聯合福音派勢力，在墮胎問題上態度大變；老布希在做國會議員時曾大力支持計劃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甚至有外號稱他「安全套布希」（Rubberush），但後來為競選總統他卻直言要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女性的權益成為了可以被犧牲的政治籌碼，也成為了美國社會分裂加劇的來源之一。

德州《心跳法案》之後

即便沒有如今最高法院的裁決草案，在美國一些地方，女性墮胎權益已經搖搖欲墜。2021年，德克薩斯州通過了極其嚴苛的《心跳法案》，令公眾可以起訴幫助懷孕超過六週的女性墮胎的人、機構或組織，手術墮胎的數量在德州一度減少過半。許多德州女性只能進行藥物流產，對藥物的需求從每天11例暴增到每天138例，緊接著，德州的立法者制定了另一個法案，禁止郵寄流產藥物，並對醫生開具流產藥物進行了更嚴格的規定。

美國最高法院可能推翻墮胎權裁決，抗議者標語寫：「我的身體、我的安全、我的健康、我的權利」（美聯社）

在墮胎艱難的地方，避孕的成本也變得高昂。許多墮胎診所和計劃生育中心也承擔著性教育、性疾病篩查和避孕指導功能，當保守州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盡可能地縮減診所和計生中心的空間時，有的州甚至只剩下一間計生中心勉強運營，女性所獲得的公共衛生資源也隨之大幅減少。

公益組織支持德州之選（Fund Texas Choice）長年來為想要墮胎的德州女性提供機票、車旅費以及看顧幼兒的費用，幫助弱勢女性獲得墮胎的醫療資源。在德州《心跳法案》通過後，其負責人安娜（Anna Rupani）曾公開表示收到的求助電話從每個月三十幾個激增到三百多個。她對《紐約時報》表示，如今最擔心的便是徹底失去努力的可能性。而向他們求助的，大多是有色人種和已經有孩子、無力再撫育更多孩子的家庭。

「在還沒有推翻（羅伊訴韋德案）時，女性處境已是艱難，」在最高法院門前示威的一位女性告訴我，「如果真的推翻了，只會更難，難上加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