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旅行筆記（一）：穿越4個國家，我回到路上

當疫情封鎖所有的移動，我的靈魂徘徊在印度與恆河、伊洛瓦底江和薩爾溫江上散落的緬甸小鎮，然後肉身在台北盆地枯竭。

作為一個晚熟的背包客，在短短幾年內，旅行很密集地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2020年疫情爆發之前，我每年飛行3至4次，每次停留國外兩週，早已是生活尋常的一部分。

其中一些旅行是為瑜珈。2011年起，我開始在印度瑜伽學院進修；2016年，加入三年期的師資班，一種專為外國學生設計的國際學程，每年需返校3次，3年即是9次。再加上工作與其他進修課程，過去10年，我入境印度超過15次。

另一些是為寫作與採訪。2015年，我在緬甸開始專題採訪與紀實寫作。直到2020年初，共進入緬甸6次。

過去10年，往來印度與緬甸這兩個非主流旅行地點，我總是在出發前一天才訂好機票與落地當晚的住宿；快速打包2週份行李；飛機還沒起飛就能睡著；口罩是用來抵禦機艙乾燥空氣的工具。我還擅長以台灣護照免簽入境新加坡或馬來西亞轉機，以換取更便宜的機票——入境、提行李、數小時後再掛上行李、出境。

看似混亂的印度有自己運轉的規則與邏輯，儘管師資班課業繁重，我卻能暫時脫離「好好上班」的台北模式，從勞動階層逸出。在德干高原的印度教寺廟與穆斯林清真寺看印度人崇敬神明；和印度老人在瓦拉納西的等死旅館，共享威士忌，交換死後進入恆河得永生的故事。在緬甸，我可以專心追逐答案——「這片肥沃壯闊的土地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喬治歐威爾和他的緬甸歲月、翁山蘇姬、軍事強人、邊境賭場、輟學的荷官、民族武裝組織、內戰與難民營、罌粟與毒品。

我是在跨國移動中被滋養的。追逐故事的旅程中，炙熱的情緒讓我活著。

疫情之後，旅行之必要

當疫情逐漸封鎖所有的移動，我回到日復一日往返住處與工作地點的兩點一線。我的靈魂徘徊在印度與恆河、伊洛瓦底江和薩爾溫江上散落的緬甸小鎮，然後肉身在台北盆地枯竭。

我知道這樣不行。

2021年5月15日台灣進入三級警戒，我工作的產業全面停業。早已自費打完疫苗的我，3天後飛往中國，瑜珈授課，成為上海拉緊入境限制的前幾波旅客。從原本只有14天的飯店隔離檢疫，延長為14天檢疫再加上7天自主健康管理。

3個月後我返回台灣，再度經歷14天飯店隔離檢疫與7天自主健康管理。

飯店隔離與防疫糧食組合。（翁婉瑩提供）

這一次，我並沒有回到原本的工作場域。線上教學讓老師和學生都從固有的商業秩序解脫，這代表，我可以在任何國家線上工作。

過去多為軟體或文字工作者專屬的跨國旅行游牧民族，也因為疫情，對瑜伽老師敞開懷抱。

旅館內的瑜伽課。（翁婉瑩提供）

旅館內的瑜伽課。（翁婉瑩提供）

於是，2個月後，2021年10月底，我從桃園機場飛往英國格拉斯哥（Glasgow），展開了兩個月內，穿越半個地球的旅行：台北到英國、英國到葡萄牙、葡萄牙再到印度孟買。

在抵達英國前兩天，對於要不要在Facebook與Instagram上發佈照片與文字，我都充滿猶疑。

「不出國旅行不會死！」

「出去玩就不要帶病毒回台灣！」

「這時候還出國的人，染疫就不要回來用台灣的健保！」

「你的歲月靜好是他人的負重前行。」

剛經歷三級警戒的台灣，對於「必要」與「非必要」旅行的懷疑滋長，從恐懼長出的仇恨裡，我開始自我審查。偷偷出國，我連「度假」兩字都說不出口，更不要說高調發佈遊記與照片？

「旅行只有『必要的』。」友人解開了我太在意他人目光的遲疑。

我明白，旅行之於生活是必要的，我只是想過過「正常生活」。我已經做到自己的風險自己管理——打完第二劑疫苗，把台灣的小黃卡換發為「國際預防接種證明」（俗稱「黃皮書」）。生命不該耗費在恐懼與應付情緒勒索和道德綁架。

疫情時期，病毒在變，各國複雜的檢疫規定在變，所有行程充滿難以預測的變數。當我進入孟買隔天，WHO公布新變種病毒Omicorn；一個月後離開印度時，Omicorn已席捲全球。因為鄰近國家收緊邊境管制，我幾乎困坐印度，最終以五段航班轉機土耳其，才回到台北。

跨國旅行的過程儘管痛苦。但當抵達格拉斯哥、里斯本（Lisbon）、波多（Porto）與孟買（Mumbai）時，我卻永遠慶幸我終於來了。幸好沒有放棄，沒有放棄去「正常生活」，哪怕是在異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