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怎麼能民主化呢？」朱家姐妹與她們的「記得」

「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

《願未央》和《我記得》是「文學朱家」紀錄片的上下集，上集由長女朱天文掌鏡追溯父母，下集由林俊穎執導，記述天文天心姊妹。我還沒看上集，一些看過2020年金馬影展版本的朋友認為節奏太過瑣碎，不過單看下集，是沒有這種問題。《我記得》的結構不會令人很驚艷，但平實的線索和柔潤的剪接，觀感十分暢順。

之前看到朱天文在《大雲時堂》裏說，《我記得》正是因為《願未央》裏父母的大願未竟。女兒們認為自己「有今天，完全因為父母之故」，她們承接起了父母未走完的文學之路，也想把記得的事告訴大家。她們「記得」父母堅持文學信念的魅力，也在用自己的生命延續這種信念裏的自尊自傲。

「文學朱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文學，作為文學紀錄片的《我記得》，對文學主線的勾勒也很清晰。幾個主要的敘事區塊主題明確：《三三集刊》時期的青春熱烈；朱天文劇本與侯孝賢電影的相輔相成；《古都》地景所串連起的朱天心對認同與記憶的態度、她的文學創作與社會參與。而胡蘭成之於她們姊妹的影響則像一道影子，始終如影隨形，暗藏在她們的作品中，也顯現在她們的文學態度上。

以電影為起點認識朱天文

當年胡蘭成在信中期許「三三」不可企業化也不可民主化，紀錄片裏的朱天文淡淡地說：「文學創作怎麼能民主化呢？」文學是最個人與私密的，但能讓寫作者施展魔法，在方寸稿紙上，展演天地的日月光華。

片中我很喜歡的一段是朱天文倚立書桌前，說天氣晴好時，玻璃桌面上會倒映出窗外層層疊疊的雲，於是就有了〈世紀末的華麗〉所描繪的「城市天際線上堆出的雲堡」。或許她也是以這樣的心情，寫出《悲情城市》裏寬美初到金瓜石的日記：「好天，有雲。」

在小小的一方寫作空間裏，看到世間的氣象萬千，是朱天文身為「巫女」的耳聰目明。因為本科讀電影專業，對我個人而言，朱天文是結連台灣電影與台灣文學的最初養分。大學時代班上人手一冊《最好的時光》，那是完整記錄侯孝賢作品的電影史文獻。是朱天文細膩的《戀戀風塵》分場劇本，安放了侯孝賢鏡頭裏長長的鐵軌、長長的天與雲，我無法想像那些流動的形影，脫離了她的溫柔文字還會鮮活。所以會喜歡侯孝賢電影的人，其實有一半的愛，是給了朱天文。

後來，讀了她的《荒人手記》，我才會再讀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世紀末的華麗》的遣詞造句與女性意識，更讓人驚為天人——「湖泊幽邃無底洞之藍告訴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

以電影為起點認識朱天文，其實會更懂得朱家姊妹「我看見，我相信，我記得」的箴言。

「叫停歷史」的朱天心

但相比在時間迷宮裏煉金的天文，天心會更多探討現實中的失憶處境，記憶與國族寓言難捨難分，所以她刻舟求劍的心意，總被指認為保守。

文學本身並不需要在激進和保守之間站隊。王德威曾說：意識形態最保守的作家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可以寫出最激進的作品。但在文學批評的領域，朱家姊妹的作品又一直被認為是「不夠民主前進」，論者往往會結連她們的軍眷背景，指出她們在族群和政治認同上的局限性。隨便翻閱一篇研究朱天心小說文本的論文，都一定會談到她「書寫上不自覺的焦慮」以及「身分被邊緣化的危機感」。不過其實，朱天心的「焦慮」與「危機感」並不全然因為國族、身分或是政治環境。「我記得」的宣示，正是一種對線性史觀的抗拒。

文學是對現實心有遠意的。創作者在意的，是當千百年後「文明升沈，萬事播遷」，斷簡殘篇仍能作為記憶證物，對抗遺忘才是終極野心。所以王德威對朱天心的評論準確透徹：「主流的歷史是選擇性記憶過去的歷史，或說穿了，是遺忘（絕大部分的）過去的歷史……當大家急於為過去翻案或定案時，像朱天心這樣的作者貿貿然跑出來喊一聲『我記得』，難怪要干犯眾怒。她記得我們應該忘卻的，想起我們不願或不敢記得的。」

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紀錄片《我記得》。（目宿媒體）

王德威認為《古都》大膽嘗試「叫停歷史」：歷史變成斷層的存在，歷史成為了地理。導演林俊穎則重新和朱天心去探訪《古都》裏出現的許多街巷，喚回歷史的蛛絲馬跡。

讀過《古都》的人，大概不會懷疑作者對台北的有情。她怕的不是政權更迭，而是穿街入巷時發現所有的生活痕跡都不知所蹤，當記憶不再算數，無路可走的老靈魂在不知今是何世的「台北桃花源」放聲大哭。

而在紀錄片裏，朱天心也表達了這種寫《古都》時的憂懼，她在意那些沒有產權、隨時有可能被收回的眷村巷弄，她覺得水岸堤防的灰色高牆如果沒有塗鴉，就像監獄圍牆。正因為有細緻的愛，所以才會一步一腳印地去丈量城景。但她對此地的愛與認同，又注定被一再質疑。王安憶曾說：「朱天心小說就很像是一場較勁」，靈魂和肉身彼此較勁。

靈魂被烙印著外人的記號，肉身卻從降生開始就擁抱此地。這種矛盾，《古都》裏寫得很坦誠：「動不動老有人檢查你們愛不愛這裡，甚至要你們不喜歡這裡的就要走快走的時候……彷彿你們大有地方可去……只是死皮賴臉不去似的。」

除了父親從大陸來，朱天心的其他所有親人都是苗栗客家人和宜蘭人，她哪還有別的地方可去？片中有一段走訪了朱家的鳳山眷村故居。朱天心生在家裏，父親告訴她，她的胎衣就埋在故居的大樹下。她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胞衣在哪裡；我至少知道我的就在那棵樹下，你怎麼能說我和這個地方沒有連結呢？

朱天心從事流浪動物保護多年。動保議題讓她不惜從文學中「分心」，因為她認為這是社會的「第一塊骨牌」，如果這塊骨牌倒下，基本的防線和良知也就不在。流浪動物比人的處境更弱勢，更邊緣，而且不會帶來選票。如果人可以對牠們跨出「殘酷」的一步，遲早也會殘酷對待殘疾人、老人、移工、新住民乃至所有弱勢者。這種左翼的社會參與，其實與她作品裏抗拒以發展、以進步為名湮沒記憶的邏輯一脈相承。

2016年，朱天心出席「保障工作權，大廚不吃狗」記者會。（顏麟宇攝）

遺忘是一種不義，所以朱天心始終記得「三三」時代自己講過的「大話」，她暗暗發誓，如果當初有人曾因那些話而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那麼「我不可以過得比他們更好。」

我記得，在所有微物之中

於是我們看到，在文學朱家的光環之下，朱家姊妹其實過著非常素樸的生活。

朱天文每天在被朱天心稱為「禪房」的窗前書桌上寫寫寫，朱天心和丈夫唐諾則是每天上午十點準時開始在咖啡館的桌上寫寫寫。雙親的言傳身教讓她們確信：最重要的事就是文學。「一生修一藝」極為難能可貴，而這種放在今天來看近乎是背向時代的堅持，也是這套紀錄片所傳遞的可貴價值。

從個人角度來講，《我記得》裏最觸動我的部分，首先是朱天文所說的「鑑賞力」。朱天文認為寫劇本相比寫小說「只動用到表層」，而在她與侯孝賢多年合作所創造的美感經驗裏，鑑賞力正是獨一無二的回報。「鑑賞力賦予你安靜的勇氣……它帶你抵抗人云亦云，也帶你抵抗媚俗、民粹。」

其次則是王德威在片中所談到的：「才華」或者「慧心」並不是朱家姊妹文學造詣的唯一解釋，她們對世界的好奇與對日常事物枝微節末的關注，其實是延續了「微物」的傳統——而這恰恰是中國作家在1949年之後完全喪失的傳統。

我看見，我相信，我記得，所以對記憶不肯善罷甘休，這其實就如張愛玲《流言》中所說：「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得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

朱家姊妹都曾在作品裏放棄去講故事，但會執著於記憶裏的美感與細節，乃至視覺味覺與嗅覺，甚至用人類學家的姿態反覆求證。因為她們和張愛玲一樣，並不認為現實是斬釘截鐵理所當然的。一切轉眼成空，只有記憶永恆不毀。雖然《我記得》不見得能讓年輕世代依循線索主動去讀她們的作品，但至少為台灣文學史留存下了一個文學世家所傳承的重要記憶。

記得本身，就是世間珍貴的公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