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公關輸出的價值不只是好看的色相,更重要的是「陪伴」。
我在十九歲進入條通的一間日式酒店,成為酒店公關。後來八年,我從日式酒店公關成為台式酒店公關,再從台式酒店公關成為酒店經紀。這一路上與相遇的同行夥伴集結成「酒與妹仔的日常」,更因為疫情成立「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除了希望可以與大眾介紹我們眼裡的酒店外,更希望能藉由社會團體來一點一滴的改善特種行業的勞動環境。
近年特種行業的題材在藝文圈活耀,近期影劇《華燈初上》把酒店文化的討論炒到最高點,但究竟除了娛樂性以外,我們還能藉由《華燈初上》看見什麼?
大正町為台灣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因是大正時期所規劃,故名大正町;「條通」是該時期為街道的命名(日文語譯的小巷子),被稱為條通的區域為南京東路與市民大道間連接林森北路的小巷弄,原先為日本人居住的高級住宅區,日本戰敗後街道沿用舊有的命名存在,戰後的條通因1950年代美軍顧問團駐台成為繁華的商業區,出現大量的酒吧、餐廳等娛樂場所,1970後日本商社大量來台拓展業務,因此誕生了特有的日本街地景,日式酒店、居酒屋、日本料理密集據點。
華燈初上的背景,即是在日本人大量駐台拓展業務的1970後,日式酒店的存在除了聲色場所原有的價值外,另外更有撫慰在日本商人思鄉之情的存在意義。而這樣的意義延續至今,2021年的條通依然可以看到駐台日本人在條通活動的場景。
當代的日式酒店已經沒有那麼多的禮數與規矩,卻依然保留了一部分的影子,媽媽桑與小姐們會在客人進門時齊聲用日文喊「歡迎光臨」、媽媽會早早進店插上一盆花在店門口迎賓、在檯面上不允許抽菸,想抽菸的小姐得進休息室抽菸、偶爾會聽見媽媽桑用「有味道」的歌聲唱著「長崎今夜還下著雨」、「長崎蝴蝶姑娘」。
日式酒店也是我在酒店這個行業的新手村,在同行的姐姐們身上學習到了許多面對客人進行陌生社交的技巧、穩重的態度,這些讓我在後來轉往台式酒店的道路上免去了許多崎嶇路。
「你們要找的那種,在過南京東路那邊。」劇中大學生何予恩(張軒睿飾演)到光消費時,Rose媽媽(林心如飾演)對他說了這麼一句話。
有日式酒店就有台式酒店,台式酒店有很多種分類,而這邊Rose媽媽說的「那種」是暗指情色元素相對多的「台式酒店」。在過去的日式酒店不像劇中有這麼多台灣客人來來去去,也不太隨便接過路客,更何況是彪哥(李李仁飾)那樣沒有禮貌的客人,頂多是帶商人來應酬的台灣人會出現在店內。大部分的台灣客人會去台式酒店(形式類似夜總會、歌廳)消費。但在70年代並沒有那麼多裸露元素,盛行的是酒家文化,也就是有樂隊配樂、豐盛的酒家菜、同時也有女服務生坐陪的消費型態,招待的對象也是社會地位相對高的台灣人;裸露元素較多的酒店型態則是在1993年左右出現的,俗稱「一代系列」,也就是當代脫衣陪酒的制服酒店鼻祖。
我在從事日式酒店公關的日子中,時常就可以耳聞日式酒店從業者如何不喜歡台式酒店生態。如同Rose媽媽說的「那種店」,隱約帶有著貶意。情色的符號在社會中被賤斥,在特種行業的氛圍裡也一樣,有接性交易的小姐會被視為較為沒有價值的人,愈貼近情色、裸露服務的型態是低級的,日式酒店會說「我們跟台式酒店不一樣」、「台式酒店很亂」、「台式酒店的小姐沒氣質」,台式禮服便服店(不需要脫衣陪酒的酒店種類)會說「我們跟制服店不一樣」、「制服店小姐比較廉價」……這樣的話語時常是充斥在耳邊。
提供性服務真的就比較次等嗎?對我來說,其實只是服務項目與消費族群文化不同而已,情色汙名與性剝削是兩個不同的議題,只是人們對於所謂的良俗有一個既定印象,儘管本質同樣是輸出陪伴的行業,也要極力撕下萬惡的情色標籤。
除了服務生以小姐(女公關)為主的酒店,也有服務生以男公關為主的酒店,大眾對於男公關店的既定印象是「消費者都是有錢的貴婦」,但這樣的狀態只存在於早期。1970年代男公關酒店興起,而70年代到90年代也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好的年代,當時包養的行情與現在不同,有錢的商人有二太太、三太太、包養情婦也是十分常見的,理所當然的這些女性有能力也有時間消費,男公關店的市場就大,因此「男公關店消費族群都是貴婦」的刻板印象才會留存在我們的想像中。
經濟不景氣,排除有財力的太太們,女性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往往比男性低,所以現在男公關店的消費族群基本上大多剩下酒店小姐,除了經濟能力相對能負荷外,平時在創造男人們美夢的角色也會想要獲得美夢、陪伴人的角色也會想被陪伴,酒店小姐在職場上要應付的「奧客」不會少,大多時候只能摸摸鼻子忍耐,所以想被服侍、溫柔對待也是人之常情吧?
近年,男公關市場復甦,除了原有的小規模男公關店,更出現了類似於台式酒店的男公關店,除了小姐以外的客群也跟著增加。除了男公關外,服務女性的男情慾按摩師也開始進入一般女性客群的討論中。女性的情慾需求開始被正視,性產業也不再侷限於父權文化中。
相對於酒店,具有較多的情色元素的其實是陪浴女郎(因時代雜誌爭議而沒落)、娼寮為主,高級的娼館可能會稱為沙龍、美容院(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何秀子、陶公館、十二金釵),在劇中可以看見娼寮的場景與公娼的字眼。
1988年「公娼」是合法工作,「私娼」仍然是犯罪,劇中花子(劉品言飾)在光酒店工作前從事娼妓,地點為在三重的豆干厝,而三重是當時私娼密集的據點,根據彪哥在劇中的台詞「華華(花子)的價格是低於行情的」,但文獻的紀載比較偏向「公娼價格較為一致」而「私娼可以喊價出高於行情的價格」,而華華(花子)的條件又好,所以推斷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華華(花子)被娼寮經營者削價剝削,否則價碼不該太低。而公娼在當時是相對被保護的性工作者,若是遇上消費爭議,會有警察前來取締協調,同時也有申訴管道存在。
1996年陳水扁大範圍掃黃,隔年公娼成立自救會爭取性工作權,此為台灣史上第一個妓權運動。公娼在2001年正式走入歷史,但娼妓這樣的職業並沒有因為公娼廢除所以消失,而是走入地下化。
從2001年至今,仍是有許多女性投入性工作,雖然大部分為貧困所迫,但其中亦不乏自由意志投入的族群。公娼自救會也沒有因此停擺,在1999年成立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繼續倡議,2006年擔任自救會會長的官秀琴投海自殺,官秀琴是以公娼挺身而出的妓權運動重要人物之一。
性剝削仍在無聲的進行。除了一味的禁止與懲罰,或許我們該正視的,是這個場域女性的困境、貧窮的循環、性工作者的自由與保護機制。
這是Rose媽媽戲中我特別喜歡的台詞,除了這句話本身的意涵,字面上對我來說還有另外一個附帶價值:
特種行業一直都是藝文創作的熱門題材,尤其是近年,但對於我這個藝文創作者與酒店公關各占一半的角色來說,許多作品並不細緻,只是一昧的把工作者悲情化或獵奇,甚至是誤植元素、場景、年代,因田野調查工作不足產生許多謬誤。這些都是對於實務工作者的不尊重,所以這句話在我主觀的解讀裡是很痛快的。
回到正題,無論哪一種類型的酒店公關,他們輸出的不只是好看的色相,還有更重要的價值是「陪伴」。我們常常會比喻酒店公關的工作其實與演員很像,我們需要花短短幾分鐘上戲,沒有劇本,自己設定人設並且即興演出,演的部分只能是「正面」情緒,戲的部分推動著真實人生進行,無論是客人的還是酒店公關的,而那些演出的「正面」情緒,就是情緒勞動。
「可能是因為我在Ciao上班,跟人相處,都被訓練成一套公式了。」這是男公關亨利(王柏傑飾)與百合(謝欣穎飾)的對手戲台詞,這邊的敘述不僅可以用在酒店職場,而是可以套用在任何一種「服務態度」也是工作項目的職業中,這樣的工作往往是服務業。
情緒勞動是什麼?美國社會學家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將其定義為「在職場中,勞工運用臉部表情與肢體動作等方式對情緒的控管」。情緒勞動被應證於大部分服務業的職場,他們都得高強度的控管在工作時的情緒表現,除了身體的勞動外,正確的情緒、態度展演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在劇中我深深的被蘇媽媽(楊謹華飾)的完美一號笑容給震懾到,這是紅牌公關的完美演繹,高品質的微笑、聲音、招呼方式、說話態度、應對進對,不會因為服務對象而產生落差,當然對於失禮的對象也要以穩重的態度勸阻或拒絕其要求。
一般的服務業中「服務態度」可能是次要服務項目,或與身體勞動佔有等值的重要性,但酒店公關的「服務態度」卻是主要服務項目,身體勞動是次要,客人來到這邊的需求是買一個名為「感受」的商品。但感受不能規格化,人對於感受的需求沒辦法具象,所以酒店公關們只能藉由互動來推敲客人美夢的輪廓,然後一一描繪出來。
如果客人是帶著惡意的姿態予取予求,在不友善的勞動環境中將會帶來惡質的情緒勞動,進而造成公關不可逆的精神創傷。劇中花子將惡質的情緒勞動演繹的相當傳神,當彪哥與其同夥以惡意的態度對待花子時,花子還得笑著應對轉圜,表現出與真實情緒矛盾的神情與行為,這對於酒店公關來說是非常有既視感的。大多數的酒店在必須討好客人的感受需求時,往往使公關負荷了與自身感受擁有強烈矛盾的工作態度。因此如何有「好」的情緒勞動,經營、管理者有極大責任得經營起良好的勞動環境,也就是必須具有篩選服務對象與停損服務內容的機制。但這在當代是極難的一件事,這個職業不受待見,勞動現場亦不被關心,雖有法源,但對於勞動環境並無助益,因此要求經營者建立一個優良職場,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不能要求有好的勞動環境,公關們如何避免惡質的情緒勞動?「拒絕的勇氣」相當重要。拒絕是不容易的,酒店環境給予勞工的支持並不強,公關在工作的當下得顧及氣氛的平衡、有時甚至是拒絕的風險、自身的安全,使得拒絕的空間非常狹窄且須要小心翼翼。花子在劇中演繹的非常好,真實的讓我動容。儘管如此,在務實的層面我們還是得面對惡意並且試圖停損,甚至嚴肅拒絕客人的惡意行為,盡可能避免不可逆的精神傷口。
【走走講座】筠筠 X 張郁婕|華燈初上後:台、日情慾產業的海與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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