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10, 2021, 10:00
導演說，電影的初心是，同理那一段破碎時光裡的爸爸、媽媽和妹妹。
「我從小就很少得獎，做什麼事常常第二名或沒有名，直到拍了畢業短片，才第一次收到這麼多肯定。」甫以《美國女孩》拿下金馬最佳新導演獎的阮鳳儀，2017年以畢業短片《姊姊》獲東京國際短片節最佳觀眾票選獎而嶄露頭角，《美國女孩》延續《姊姊》的故事線，攤開「破碎」美國夢的下半場，同樣備受肯定。早在金馬頒獎前夕，《美國女孩》便同時獲得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兩座會外獎，為金馬首次。
拿下第58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阮鳳儀的得獎感言是，感謝爸爸、媽媽和妹妹。她說，那段因為母親罹癌搬回台灣的日子，相當難熬，因為拍成了電影，她才有了出口。而獲獎，便是回應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所述：「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最個人的最有創意）」
成為一個導演
表達的「出口」，是從高中就一直在找的。這是一條從文學、藝術經紀到電影的路，她形容是「很多很多限制所引導出來的一條路」。
剛開始是文學，阮鳳儀笑說，文學獎從高中投到大學，都沒有中過，就死了心。
後來轉向藝術經紀，「那時覺得創作太崇高，想說要不然試試（與創作）相近領域。」升大學之前，阮鳳儀休學一年到法國念語言學校，大三再交換至法國學習相關專業，回國後到畫廊工讀，但似乎終究不是創作，無法表達自我，而沒有繼續。
兜兜轉轉才轉向電影。
阮鳳儀的電影啟蒙來自高中國文老師，國文老師愛在課堂上放映歐洲藝術片，大學時期，她不是窩在台大多媒體視聽中心，就是下課奔去中山光點看電影，經常一週看上四部片。
但直到大四，修了中國戲曲科目，接觸到劇本，然後飛去紐約唸了一期電影暑期課程，才徹底迷上這個行當，確定心意，轉向電影。
確定之後，放手一搏。第一年，她以編劇身份申請兩間紐約的學校，一個落榜、一個備取。沒有氣餒，檢討調整後，第二年決定附上短片作品，改以導演身份申請，甚至直接飛到美國面試，五天內五間學校，從東岸到西岸。
在導演身份的申請者中，她恐怕是最沒有資歷的那一個。但，「那時候也沒在管，」阮鳳儀說，就像一開始，自己寫好短片劇本到處問有沒有導演願意執導，是台大老師沈曉茵一語點醒夢中人：「為什麼不自己導？每個人都是從零開始，不試怎麼知道。」於是，她找了15位朋友，從YouTube上邊看邊學，磕磕碰碰拍出自己第一支短片《抹片檢查》，也成功申請到了美國的電影研究所。
成為一個女性
從申請短片《抹片檢查》、畢業短片《姊姊》到第一部長片《美國女孩》，阮鳳儀的電影作品全以女性作為主角。
拍攝申請短片時，她剛好第一次做抹片檢查。那段經驗令她感受詭異，「我覺得自己不像一個人，而是一個檢體。」阮鳳儀如此形容。於是，她跟高中好友的醫師父母借下了一間婦產科診所，完成了《抹片檢查》的拍攝。
她發覺自己對女性的身體狀態、女性空間、女性書寫都敏感。從小與媽媽到烏來泡女湯，看著婆婆阿姨們裸著身子，自在移動、聊天，話題私密又有趣……捐血車與護士、美甲店等等，都是她所著迷的「女性空間」。她也愛讀女性作家的書，西西、向田邦子，還有最近正在讀的艾莉絲孟若。她說，這些作品幽微細膩，正貼近她自己的成長經驗。
主流標準講求的格局、氣魄，與自己有所共鳴的作品類型不同。為什麼有格局才最重要？如果那些不符合我對生命的感覺呢？阮鳳儀第一次如此提問，是大學時看了瑪雅戴倫的實驗電影《午後的迷惘》，關於一個女人不斷在夢境裡迴圈，最終分不清現實與夢境。電影也許沒看懂，感受卻很深，遲來的震撼令阮鳳儀不斷回想，並逐漸意識到，自己成長過程接觸到的女性作品太少了：「不管台灣還是全世界，女性創作者太少了。」她也把自己的創作，定位在此。
所謂女性創作，女性視角，是對私密的、個人的、家庭的經驗給予和外在的、世界的、宏大的經驗一樣，平等的注視與敬意。
「心裡還是有一些沒有被說出的話，一直期待別人替我說出來，但即便這麼多人說了這麼多話，我好像還是有話要說。」讀這麼多書、看了這麼多的電影，阮鳳儀仍然有「要說話」的衝動，也慢慢聚焦，自己心裡那個關於移居經驗、女性經驗的母題。
成為一個姊姊與女兒
從畢業短片《姊姊》到長片《美國女孩》，由移居美國的一對姊妹，談到回台後姊姊與媽媽的衝突、怨懟。正是經由創作，阮鳳儀先後理解了自己的妹妹、媽媽。
在《美國女孩》裡，姊姊芳儀與妹妹芳安差了三歲。真實生活裡，阮鳳儀與妹妹僅有一歲之差。阮鳳儀成長上渴求創作、追求意義，一直戰戰兢兢，而妹妹樂觀、開朗，像是與她互補的精神支柱，彼此不可或缺。
從美國回台後，妹妹也有自己的難題，難以融入，經常被同儕嘲笑稱「美國人」。但妹妹個性與阮鳳儀天差地別，很多時候不糾結。穿著金色legging出門、開車敷著白色面膜嚇到路人……，談到妹妹，阮鳳儀好氣又好笑：「她就是happy-go-lucky。」
電影裡，芳儀對於媽媽離世的恐懼，也是阮鳳儀一直所害怕的。她曾問過妹妹，難道不害怕死亡？妹妹說沒什麼好怕，反正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也不記得，只要不痛就好。
當初《美國女孩》寫到第四版，還沒有最終成為片中魔幻亮點的那隻白馬。考量很實際，拍攝不好執行。但阮鳳儀屬馬，天生愛馬，某天念了劇本給妹妹聽，妹妹回說：「沒有把馬寫進去？可是我覺得那是你很重要的一部分。」後來，那象徵芳儀渴望的白馬，才被放進在電影當中。「我們能突破對方盲點，我很感謝我妹。」
至於與母親的矛盾，則全來自太過相像。阮鳳儀說，從小就排斥被說像媽媽，過去以為是覺得媽媽不酷、太樸實，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兩人太像，阮鳳儀太清楚媽媽「不太好」的那一面。
「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戲裡好友反問芳儀，戲外的阮鳳儀何嘗不知。長大後，有機會回過頭看自己，「也許可以再溫柔一點。」阮鳳儀說。
成為我自己
拍自傳電影，就是這個自我理解的過程。
2020年改本時，正值covid19疫情爆發，全家四人關在家裡。媽媽還是叨叨念念，但這一次，阮鳳儀像觀察田野一樣觀察自己的家庭與媽媽，盡量不帶上情緒。也是為了建構戲裡母親莉莉的角色，她側訪爸爸也側訪阿姨，才一步步更為理解自己的母親。
《美國女孩》的對白幾乎都是取自家中的日常對話。阮鳳儀說，編劇擁有重構世界的權力，但她不想偏離初心。初心是，同理那一段破碎時光裡的爸爸、媽媽和妹妹。
「我們現在成為什麼人，跟我們的原生家庭和成長經歷有很深的連結，但隨著出社會、工作，我們很容易忘記『為什麼我變成這樣』，我希望透過一個成長故事，大家可以感受到，自己也曾經經歷過那種迷惘、不知所措。」
在電影的最後，陽台徐徐微風。《美國女孩》也像一陣風，吹進阮鳳儀的心裡。她說，自己有出口了，有表達了，有試圖留下一些什麼了。
也有更多事想繼續講：年初妹妹結婚，家裡發生一堆雞飛狗跳的趣事，她說，想拍妹妹結婚的故事！（完）
（這是《世界走走》的第96篇原創報導）世界走走有妳沒讀過的重要故事。我們以性別視角關注全球議題，補充傳統權力視角所忽略的，有關困境、突破、連結、改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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