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崙：你愛的人置你於死地——從女傭浮生錄到高嘉瑜被虐

親密關係暴力不是家務事。衛福部統計，台灣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在一生當中曾被暴力威脅籠罩。

Netflix影集《女傭浮生錄》，是一部真實故事改編的迷你影集（由史蒂芬妮．蘭德著作之《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英文名為 Maid: Hard Work, Low Pay, and a Mother’s Will to Survive）。描述一名母親因為長期受到男友的精神暴力，不堪負荷，半夜帶著孩子逃出家門的故事。起先她幾乎身無分文，為了自立自強，一面擔任到府清潔的服務員，一面照顧年幼的孩子，另一方面還想要完成自己唸大學的夢想。

這部影集敘事非常流暢，人情描寫更是深刻無比，因此上映後一個月即獲得廣大好評，超越同為描述女性成長故事的影集《后翼棄兵》，成為Netflix目前觀看數最高的迷你影集。

精神虐待也是一種暴力

影集也喚起了廣大家暴受害者的共鳴。

影集中女主角一開始不知道自己身陷家暴情境，因為男友並沒有直接動手打她，只是以肢體及語言恐嚇。後來透過社工等社會安全網，她才知道，這樣的「精神虐待」也算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種。

近期美國康乃狄克州也通過一項法律：《珍妮佛法案》（Jennifer's Law，為了紀念因控訴家暴而被丈夫殺害的 Jennifer Dulos 及 Jennifer Magnano 兩位女性 ），將「強勢控制」（coercive control）納入家庭暴力的法律定義當中。例如跟蹤、限制行動自由等行為，未來都算是家庭暴力的範圍之內。

「親密關係暴力」顧名思義，本身就是鑲嵌在情感當中的，因此受害者當下往往很難辨認自己是否遭受到暴力，可能會認為對方只是一時氣憤，事情過去了對方行為就會改善；也有可能困於情感包袱，不願也不希望出面指控對方的暴力行為，甚至遭到情感勒索，一再原諒對方的行為。家庭暴力作為其中一種，由於暴力來自於最親密的家人，受害者往往經歷忍讓與否認的掙扎過程，一直要到無法忍受之後，才會在絕境當中設法求助或逃離。

然而，多數人走到那樣的地步，可能身邊已沒有任何資源，如果無法獲得親友或社會安全網支持，往往只能又回到施暴者身邊，就這樣永遠難以脫困。

影集裡面，家暴中途之家的管理員對女主角說：「很多人好不容易離開了庇護所，卻又回到了家裡，過了不久又會回到庇護所來。」管理員又補充到：「我自己嘗試逃離了四次。」

劇中的女主角，也曾相信男友會悔改，再度回到家庭當中，沒想到又是一場惡夢重演。

《女傭浮生錄》劇照（IMDB）

台灣的親密關係暴力現象

過去我們稱之為「家庭暴力」的情形，事實上並不只有丈夫虐待妻子這樣的情形，也會發生在男性當中、發生在情侶之間、發生在各種性別伴侶之間。

恰好《女傭浮生錄》放映的時候，全球經歷了 COVID-19的疫情危機，許多國家進行隔離警戒政策，而在此期間，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率卻也相對提高，根據聯合國婦女署在2021年11月24日發佈的報告〈 Measuring the shadow pandem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uring COVID-19〉指出，全球疫情下，有四成的婦女更容易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而只有一成的人，有辦法對外求助。

親密關係暴力也並不如影集這般，只發生在底層社會。

台灣立法委員高嘉瑜，遭受到親密關係暴力的新聞，也打破了我們對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項迷思：貧賤夫妻百事哀、暴力只會發生在中低階級當中，施暴者通常是平時就是粗魯無文的形象等等⋯⋯。事實上，對高委員施暴的林姓男子，還擁有高學歷背景，顛覆了社會上對於暴力慣犯的形象。

從高嘉瑜的案例，我們發現受害者縱使社會地位再高，在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當下，是完全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而且許多受害者會受到施暴者各種實質或精神上的控制，例如高嘉瑜因為擔心私密資料遭對方外流，因此隱忍了數天才就醫。可能遭受到情感勒索、甚至是「性勒索」，是多數受害者不敢出面求助的原因。

Sydney Sims@Unsplash

最近更發生，彰化一名粘姓男子長期對王姓妻子及繼子施暴，妻子不堪受虐後報案，不過粘姓家族是地方上知名望族，警方可能因此消極處理（相關新聞），導致報案後，王女遭到丈夫嚴厲報復毆打的悲劇。可見整體社會支持網絡對於親密關係暴力介入之重要性，親密關係暴力絕對不是「家務事」或「私人感情問題」，而是集體的社會現象。

台灣雖然相對是性別比較平等的國家，但根據統計，2020年仍有17.8萬件的親密關係暴力的通報事件次（包含兒少虐待）；而根據衛福部的大規模調查，台灣18歲至74歲的女性，遭受到親密關係暴力的終生盛行率為19.62 %，亦即五分之一的女性在一生當中，曾經籠罩在暴力威脅當中。

請站出來，為她/他們發聲

1983年，著名小說家李昂發表了《殺夫》這本小說，內容描述一名沿海小鎮的女性林市，因為家庭因素被迫嫁給一名屠夫，這名屠夫對林市日夜施暴，甚至不給她吃飯。林市不堪丈夫凌虐，趁丈夫睡著的時候，拿起屠刀將其殺害。

原本李昂的小說是參考上海舊報紙寫出來的故事，劇情全是虛構。但現實竟然比小說更離奇。台灣在1993年，也就是《殺夫》發表十年後，發生了一件「鄧如雯殺夫案」。

鄧如雯就讀國中時曾遭到一名殯葬業者林阿棋性侵，後來被迫嫁給林阿棋。林男婚後對鄧如雯百般虐待，過著地獄般人生，甚至進一步毒打、恐嚇鄧如雯的家人。鄧如雯求助無門，為了保護自己與家人，只好趁著林阿棋睡著時，以釘棺材之鐵鎚將其擊殺，與《殺夫》小說內容，竟有高度相似。

後來鄧如雯二審遭判三年有期徒刑，出獄後更名，擁有新的人生。其案例也成為社會關注焦點，在婦女團體的倡議下，於1998年促成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受害者始可向警方、社工、及司法體系尋求保護及協助。

過去台灣社會總認為親密關係暴力是「關起門來解決的家務事」，甚至是「羞恥的醜聞」，因此受害者大多不敢聲張，縱使求助也很容易被忽略或打壓。但從鄧如雯殺夫案之後，我們發現暴力的擴張，多來自於整體社會的隱忍及姑息，導致受害者更承擔多一層的「污名」。因此面對親密關係暴力事件，全體社會都有責任為她/他們發聲。若您身邊有類似遭遇的親友，請多給予支持及關懷，或許能避免更多悲劇發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