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榴彈與性感內衣：在矛盾與創傷中面對自我的「獨眼女俠」 -《世界走走》

By 黃楷君

Oct 10, 2021, 10:00

長時間與這本書相處，讓我感覺彷彿親身經歷了瑪麗的一生血淚，她的情感與創傷也一再牽動著我自己的情緒與記憶。

「瑪麗・柯爾文是著名的戰地記者，標誌性特徵是『獨眼女俠』，生前三十多年一直在戰爭的前線報導新聞。」

在接到《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的翻譯工作邀約時，我並不認識瑪麗・柯爾文，也沒有看過根據她的故事改編而成的電影《私人戰爭》（A Private War），我對她的第一印象就是這段中文維基百科的描述。而因為我在大學時主修阿拉伯文，她在中東報導新聞的豐富經驗也吸引著我。

於是，我決定接下這個案子，在心裡想像這本書的模樣，描寫某種在男性世界闖蕩的女性典範。直到開始投入翻譯工作，我才發現作者琳賽・希爾遜（Lindsey Hilsum）想寫的遠遠不只如此，而我也隨著她的文字逐漸深陷在瑪麗一生的愛恨掙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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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鮮明：為戰爭下的血肉生命發聲

瑪麗從小就富有正義感，熱愛冒險和挑戰。她在就讀耶魯大學時便立定成為記者的志向，畢業後先後進入通訊社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和《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工作，報導地方和國際新聞。

2012年，柯爾文在埃及開羅自由廣場採訪。（AP）

讓她踏上戰地記者之路的，是一次黎巴嫩的戰爭經驗。1987年，黎巴嫩內戰進入「難民營戰爭」階段，交戰陣營牽涉到黎巴嫩、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三地的政治勢力。瑪麗和攝影師湯姆．斯托達特（Tom Stoddart）在3月時抵達貝魯特，目的地是貝城南部的一座巴勒斯坦難民營。這座難民營正被黎巴嫩什葉派的希望黨（Amal）包圍，他們被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利用，要逼迫營內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勢力倒戈支持他。

這座難民營有條聯外道路，是當地婦女要外出採購的必經之路，但被希望黨人狙擊監視，有許多婦女因此命喪槍下。瑪麗在那裡親眼目睹一名年輕女子中槍倒地，在場男性因害怕再次遭受攻擊，遲遲不敢把她移動回營內，最後是三名婦女衝上前去把她拖到安全區域。那名女子讓瑪麗想起她在家鄉的妹妹。在醫院時，她遇到另一名受傷的女性，用阿拉伯語請求她：「把我的故事告訴世人。」她在事後寫下一篇題為〈對女性開戰〉的報導，刊登在《週日泰晤士報》的頭版，詳述那名年輕女子中彈的過程，駭人細節躍然紙上，也提及當地婦女的危險處境。這篇報導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形成對敘利亞的外交壓力，幾天內，希望黨人便停止狙擊，敘利亞軍隊接管難民營，也讓難民營戰爭畫下句點。

這次的經歷讓瑪麗體會到報導的力量，也奠定她日後關注戰爭中個人經驗的寫作風格。她認為親臨現場的目的就是要訪問當地人或士兵，聆聽他們的經歷，再寫成一篇篇有血有肉的報導。她每次進入戰場時，從不抱持任何意識形態，也不力求「客觀」，而是一心想為弱勢發聲。那是她目睹許多戰爭慘劇後所抱持的信念，對她來說，所謂「平衡報導」往往助長是非不分的偽善。

或許一般讀者難以想像，但瑪麗的女性身分在中東地區反而成為優勢。她可以自在訪問女性，同時男性也比較容易對女記者放下戒心、開誠布公，因此能夠爭取到男記者難以企及的機會。她曾多次訪談利比亞獨裁領袖格達費，更曾貼身採訪巴解組織主席阿拉法特，記錄下這些在西方媒體形象負面的中東政治領袖私底下的一面，包括他們如何用穿著為自己塑造形象、個人的習癖性格等，並深入瞭解他們的理念與思想。

柯爾文在利比亞戰場與同儕合照。（AP）

求之不得：安全感與自由的夢幻結合

不只瑪麗的報導充滿人性的細節，這本傳記也細細刻劃瑪麗各個階段的私人生活與人生課題，正是這些書寫讓她不只是個英勇的戰地記者，更能夠因為她自身的女性經驗，而引發其他女性無限的共鳴。作者希爾遜是瑪麗多年的好友，在她不幸喪生後挖掘她多年的日記和筆記，訪問她的家人、好友和歷任情人及伴侶，鮮活地寫出瑪麗的敢愛敢恨、好勝勇敢和柔軟脆弱。

一如妳我，瑪麗的一生面臨許多矛盾拉扯與創傷。在男性主導的新聞領域中，她必須努力證明自己和男性一樣優秀，同時又保有自己的女性特質和魅力。她在戰地工作時，會在樸素的便裝下穿著昂貴的性感內衣。她時常對自己的身材外貌感到焦慮，希望能維持她心目中的迷人形象。

作者解讀她的強悍好勝背後，其實渴望的是父親的認同。大學時她的父親因癌症逝世，叛逆的她來不及與父親和解，也未能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得到父親的認同，她將這樣的遺憾和情感投射到她的幾段關係和婚姻之中。

她渴望成為獨立自主的女性，但內心卻又渴望家庭和穩定的關係，最後卻沒有生下任何孩子，也在婚姻中跌跌撞撞，經歷愛情的激情與苦悶，面對伴侶的背叛出軌。瑪麗崇拜的一位二戰女性攝影師李・米勒（Lee Miller）曾在一段不幸婚姻裡掙扎時寫下：「我渴望擁有安全感與自由的夢幻結合。」這段話也道盡了瑪麗在情感關係中的糾結，同時也是許多女性一生面臨的拉扯。

除了感情創傷，瑪麗更曾經歷身體的創傷。在2001年報導斯里蘭卡內戰時，她不幸被手榴彈炸傷左眼，自此蓋住瞎眼的眼罩成為她招牌形象的一部分。可是，在這英勇的標誌背後，是她對抗創傷症候群的漫長之路。

柯爾文與其他殉職記者的照片。（AP）

戰後創傷：黑色幽默不夠，如何與傷痛共存

瑪麗受傷後四個多月，911事件爆發，當時人在倫敦的瑪麗認為自己身為美國人又瞭解中東，應當一如既往趕到前線報導。但她的身心狀況尚未完全復原，不得不留守原地，令她灰心喪志。她天天買醉麻痺、壓抑自己的焦慮，工作品質也大不如前，這種停滯不前更讓她害怕被其他記者取代，於是隔年，她不顧親朋好友反對，又回到約旦河西岸報導以巴衝突。前線砲聲隆隆，再度喚起她的噩夢，當地一群婦女尋求她的庇護協助時，恐懼終於將她吞噬，最終靠著一名當地記者的協助才離開現場。

這時的瑪麗狀況越來越糟。有時她會喝得爛醉如泥，打電話給朋友訴苦，一再重複一樣的話，有時卻又完全拒絕與外界接觸，徹底失聯。她把手機丟到河裡，任憑家中電話鈴聲大作，無力下床接聽。2004年，她終於選擇住院治療。她的一位心理治療師有為退役軍人看診的經驗，但一如許多戰地記者，瑪麗見過的戰爭殘酷場面其實遠比一般軍人更多。

她在治療中練習減低對可怕記憶的敏感程度，並透過一些療法打斷焦慮和恐慌的循環，幫助她消化情緒、繼續正常生活。她開始能夠坦然面對自己的創傷，並公開呼籲受抑鬱傷痛所苦的人們積極治療。她曾在訪談中表示，駐外記者雖然會互相支持鼓勵，卻不會談論那些駭人的經歷：

「我們的支持系統就是去酒吧喝酒，說些黑色幽默的笑話。而我發現我落入太過黑暗的境地，那樣的支持已經不再足夠，我必須和專業人士談談。我需要某個不是朋友、不是同事的對象。我想，我也需要說出自己很脆弱。」

多年來，瑪麗總是盡力維持勇敢真誠的形象，此時她終於學會示弱，與自己的傷痛共存。